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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思維能力在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身上也得到非常充分的體現。剛才我們提到西藏和平解放，毛主席是在1950年1月初前往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途中，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主席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是鄧小平，他具體領導了西藏和平解放。鄧小平從戰略層面對西藏的情況做了分析，提出：西藏是少數民族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特殊性，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需要一定數量的軍事力量，但軍事與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他提出“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的戰略原則。1950年10月昌都一戰，體現了這個戰略的實施，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大局已定。

關于鄧小平的戰略思考，我們最熟悉的案例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中國實現現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規劃，長達70年。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個藍圖，我們是一代接著一代干，今天還在執行，只是提前了不少。一般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大致實現鄧小平當時為2050年中國設計的愿景，也就是一個中等水平的社會主義發達國家。

關于鄧小平的戰略思維，我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個細節，我是1983年進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不久就遇到問題：我們的行政級別相當低，但已開始給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做翻譯了。領導人會見外賓的翻譯記錄是機密文件，按當時的行政級別，我們是沒有資格閱讀這些文件的；然而給領導人做翻譯工作，要求我們熟悉領導人談話的思路、風格和語匯，翻譯室領導為此專門向外交部領導打報告，要求為我們年輕翻譯開一個綠色通道。報告很快就被批準了，所以我們這些新手被破格允許閱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可以閱讀，但不能做筆記。但即便如此，也是一個不小的突破。就我個人而言，細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很快成為我在翻譯室工作的最大樂趣之一。

1982年，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參觀成都飛機制造廠。

鄧小平的不少談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說，1982年鄧小平與朝鮮領袖金日成的幾次談話。鄧小平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自己1978年9月視察中國北方地區發表的一系列談話，后來被人們稱為鄧小平“北方談話”。

如果研究鄧小平，從1978年的“北方談話”到1992年的“南方講話”，也可以看出他許多戰略思想的發展軌跡。鄧小平告訴金日成：1977年7月復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特別指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的政策”。現在看來這是一條普遍真理，是一種中國智慧，外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也可以借鑒。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講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說“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力，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難，怎么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他說，“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復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在華國鋒主席領導下，全國上下正在大規模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而鄧小平他認為要適時結束揭批“四人幫”這一運動，果斷把整個工作的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回憶鄧小平“北方談話”是這樣說的：鄧小平對他們講，“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進行到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情。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時間就可以。運動不能搞得過長，過長大家就厭倦了。”

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也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于經濟改革的一種表述。鄧小平說“好多是體制問題，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他在長春視察時也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引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說每天只開兩小時，他不滿意，他說這同撥算盤差不多了，花這么多錢做什么；于是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好好的利用起來，還說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鄧小平對新技術新管理的了解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