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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環節

高健：如果讓我來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的話，我覺得可以用香港問題來談一談我們的戰略思維。其實在1946年時，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當時他就講過，即便我們以后解放了全中國，我們也不會急于收回香港和澳門。1949年，其實我們的解放軍已經打到了深圳河，但是保留香港和澳門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事實上，我國領導人在整個外交布局中，保持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對外開放，就是構架了一座與西方國家溝通的、深入交流的橋梁。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外資特別成功，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初期港澳同胞、特別是來自香港的資金，對于改革開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當時保持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的決策，是非常典型的長期戰略思維。

主持人：看遠點，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但在西方文化，尤其他們的政治文化中，有沒有這一部分？

高健：我們以美國為例，其實從理論上來講，美國的學術界一點都不缺少戰略思想家，因為我們一直在關注學習和了解交流。我深刻感受到，在美國學界，有許多人看得很深也很遠，但他們也感到很無奈，他們的思想在現實層面不可能被落實到整個政治決策和實踐中。為什么？這是由整個社會政治機制所決定的，它的整個社會文化機制是一個利益對抗機制，簡單說，代表軍火商的，代表醫療界的，代表波士頓財團的，代表各個利益集團的，所以政治家的屁股坐在哪兒，他就得為誰說話，所以美國沒有辦法形成所謂一幅藍圖繪到底的機制，這是一個根本的政治問題，不是智慧問題。

張維為：西方的政治人物，有戰略眼光的越來越少，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決定的，四年一次選舉，大家眼光就看著下一次選舉，所以很難做出長遠決策。換一個政黨以后，那個計劃就沒有用了。在政界，我們稱西方產生的都是政客，找不到政治家，但是在政界以外，比方說基辛格是有戰略頭腦的人，這次疫情他就在考慮，西方的自由秩序，還能不能維持下去；他希望維持下去，但怎么維持，他也很擔心，所以西方很多有戰略頭腦的人在考慮這些問題。

但是中西方還是有蠻大差別，西方往往在思考戰略問題時，由于自身傳統局限，格局還是比中國小，一般都是考慮制度怎么對我最有利，對別人不太在乎。但中國是考慮有時候能合作共贏，這個在我們的基因里，就是讓你過得好，我也過得好，一起把整個世界變得更好，我們有理想主義在里邊，所以格局還是不一樣。

主持人：剛才兩位都說到，有些地方可能有戰略家、思想家，但如果這些戰略思想沒有辦法反映在政治生活上，其實是一個巨大遺憾。我們的文化中，對于戰略思維是比較可以接受的，比如說我們看一個問題時，要處理好短期、中期和長期的關系，要處理好局部和整體的關系，要處理好過去和現在的關系。這在我們的決策中，都會發揮很大作用，其實也進入我們生活。

高健：中國人很自然的一種態度。

張維為：另外可能和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有關。我可以講一個真實的故事，1960年代“文革”時期，外界進不了中國，他們怎么研究中國？他們在香港做研究，采訪到一些移民、非法移民，想了解中國的政治、決策。后來我看了一個研究報告，這些研究人員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哪怕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村人，受過初中教育，講話時也會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們說西方沒有這個傳統。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看它們各種各樣的關系，這在老百姓生活中都有。

主持人：就像這次疫情，對全世界影響非常大，但我們始終有一個觀點，如何用最積極的態度，把“危”的那一面，轉化為“機”的這一面。但是畢竟這么大的疫情發生，它對我們已有的戰略或者長線的發展布局，會有影響嗎？或者說影響有多大？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的模式，反應是比較快的。我已經看到各種各樣的建議，包括智庫提出“一帶一路”的建議，這是一個整體設計，已經取得相當大的成績，這次疫情來對它有沖擊。現在我看到一些提議，比如過去這一點做得不夠，就是建立“一帶一路”健康衛生共同體，有很大潛力。我最近看到報道，非洲很多國家包括南非，這次戰疫過程中，借鑒中國模式，能檢盡檢，“禁足”等等，這些東西為我們創建一個健康衛生共同體很有好處，這是“一帶一路”的升級版。另外現在我們提出的新基建會對“一帶一路”產生影響，對很多國家有巨大吸引力，可以實現跨越式的發展，直接用云計算、大數據來改善信息通訊。

這次就是我們前幾次節目講過的，中西方政治制度同臺競爭，坦率地說，中國社會主義完勝西方資本主義。我們中國人講，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后邊是人命關天，但是我們突然發覺西方連這個理念都沒有，天天談人權，居然不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礎上才有人權其他東西。所以，我覺得，有一種叫做“心勝”，就是我覺得你這個不行，我這個才是更高的東西，我們可以把整個抗疫過程中，不光是制度優勢總結出來，還要把我們的長處、理念和文化優勢也總結出來，這個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