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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部分

提問1：

張老師，我是觀察者網的副主編，我也是一名在上海每天在辦公樓里“搬磚”的所謂的白領。這兩年我關注到的，因為是新聞媒體就會關注到，越來越多的城市青年對于工作的一種擔憂，尤其是工作壓力的擔憂越來越大。一開始說什么福報論，后來又說996甚至是007，大家一開始覺得可能是個玩笑，但是后來發現慢慢的覺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種變成玩笑的這樣一種危險。

更切實的，比如像送外賣的員工，他在送外賣的過程中，我們最近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一個比如說外賣企業設定套路這個員工，甚至是對員工進行很多的不公正的待遇，包括我今天看到的，說有員工外送了1000多元的外賣，結果他只拿到5塊錢的外送費等等一系列的。我們當然知道一方面企業要生存，國家要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作為我們自己的壓力又會越來越大。作為中國共產黨，它是一個從一開始就是以工人運動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這樣一個組織，如今又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您覺得黨能在調節這一切上做些什么？而我們又應該做些什么？

張維為：

這個問題挺好的，確實是如果現在你關心網絡輿論的話，這個是討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我自己這樣看的，我們實際上是真的做一個前無古人的探索，就是什么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探索很不容易的。

當初我非常榮幸，就是80年代中期給小平同志做過很多次翻譯，他有個基本的觀點就說是中國改革是前無古人的，要大膽的試驗，不要很容易的驚慌失措，他反復強調有兩個東西一定要抓在我們的手里，一個是公有制占主體，他的公有制不光指國有企業，也包括國家對于自然資源，對于土地這些戰略物資的使用，我老講人民幣是最好的貨幣，背后是全中國的戰略資產在支持人民幣，所以這個很重要。

第二就是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就管什么呢？就是如果這個問題上發現方向性的錯誤，我們就要糾正。那么固定資產主體就說是我政府手中有一些資源，這個資源是用來哪怕是采取第一步，你比方說我們……因為你講的只是我們現在隨著互聯網經濟產生的一個問題，你過去40年出現過很多問題，首先一個問題我記得當時也是蠻尖銳的，就東西部的差距，東部發展起來，西部還很落后，然后是中央，這是黨的作用，就是在宏觀層面做個決定，我們要搞西部大開發，然后西部很快就發展起來了。那么現在我想也是，在這個關口，就我們互聯網產業發展，你注意到中央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想辦法糾偏。

我自己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可以進行國際比較，任何一個國家它都有三種力量：資本的力量、社會的力量、政治的力量，這三種力量要取得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的平衡，這個制度就比較好。那么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中國制度從宏觀來講，這方面做的是比較好的。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過去改革開放40年，實際上多數人是受益者，我們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的話，中國人的收入扣除物價是增長了27倍，美國多數人同樣時間內實際收入扣除物價沒有增長，所以這個是巨大的差別，就美國是明顯資本力量太大太大太大，從疫情防控你也看得出來，我們是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美國是把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后的資本量太大，還沒有做好它要開始復工復產等等等等。

我老講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代表多數人的整體利益來做決定的。即使出現問題它也可以糾正，沒有制度不出問題，但出現以后能不能糾正，這是最關鍵的。

提問2：

張老師您好，我是來自山東理工大學的一名思政課老師，我姓岳，叫岳松。像您剛才也特別提到了理想信念一些前瞻性的這種理念性的東西，我前段時間從網上看一些網友分享的自己的日常，一個網友就說他去坐地鐵上班，結果過安檢檢測的時候機器總是報警，看了看自己身上也沒什么東西，結果這個時候正在著急，回頭看了看安檢員，安檢員對他說，機器檢測出了你堅持上班鋼鐵般的意志。當然這個事我們都能夠看得出來，這是網友自己編的一個小段子。但是我也想借這個話題再次地請教一下張老師，就是早期我們的革命黨人，我們的中國共產黨人真的不開任何的玩笑，真的是有特別堅定的信仰，鋼鐵般的意志，無論是他在什么樣的階層，但是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也能夠看到一些黨員身上也存在著理想信念的缺失，不這么堅定的一些情況。我也想請教一下張老師，您對這種歷史發展中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的？我們應該怎么去做？

張維為：

實際上不只是一些黨員，可能是相當一部分的黨員和不少干部確實是理想信念是非常弱的。那么我自己倒是采取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講總體上我們黨員還是多數社會的先進分子，他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小九九，某種意義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關鍵的時候你能不能做出犧牲，這是一個考驗，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共產黨在關鍵的時候，包括許多黨員干部還是能夠挺身而出的。

你看最近的疫情防控就有個很經典的例子，真的，很多老百姓平時沒有意識到黨的作用，這次確實意識到了，因為他到每一個街區，每一個街道的，你比方以上海為例，它基層有居委會，有街道，還有物業管理，物業管理照理是商業單位是公司，它可以理論上不一定要參與這樣的活動，但是它里邊有黨組織你也必須參與。所以這個一般國家做不到的。

另外你像這次扶貧工作，后來我再回頭想，我想大概習主席他也是這個考慮，就通過扶貧把我們的基層黨組織重新給加強起來。你現在可以看的，我大概粗略估計一下，我們這次扶貧大概有300多萬干部直接到第一線扶貧的，這次疫情防控，我估計至少也是這個數目的干部，甚至更多直接參與的。

我就想到你看現在我們黨的領導人相當比例都是知青的一代，就是當年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習主席等等，那是1000多萬人了，當中有一批人一定會脫穎而出的。我們的事業就毛主席當年說的要經風雨見世面，要見過大風大浪，那么這次疫情防控，扶貧實際上是一種經風雨見世面，一種大風大浪，那么經過這樣實際考驗中間我相信會有一部分人哪怕是1/10甚至更小的比例真正出來，這國家就大有可為。

提問2復：

說革命年代有革命年代的試金石，雖然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和平年代，但是我們也可以通過脫貧攻堅碰到的疫情這樣的一些具體的責任和任務，來把我們相關的信仰剝離出來，能夠把它錘煉出來。好的，謝謝張老師。

提問3：

張老師您好，我叫劉軒睿，是一名來自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話劇演員，我覺得今天來聽您上課，我很受教育，我最近在我們單位排練了一部話劇叫做《浪潮》，它講的就是關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五位革命烈士被迫害的這樣一個作品。那么在排練過程當中，我們了解到當時他們是被叛徒出賣了，遭到了國民黨的迫害，然后被秘密殺害的。我想問您的問題就是在歷史的長河當中，如果要您來選擇一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至暗時刻的話，您會選擇是哪一天呢？

張維為：

我想這個恐怕就是不同的研究黨史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我個人覺得恐怕是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殺，恐怕是至暗時刻。但是也許有些人他比方研究長征，他可能會覺得湘江之戰或者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往往你講最黑暗的時候，這個比較難，要一件事情，但至少是最重要的、最危險的、最至暗的時刻之一，因為那個時候你看看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叫做陳獨秀的右傾主義，導致了對國民黨喪失警惕，實際上背后是共產國際，就我前面演講中我也說到的，都沒有做好準備。后來我看共產國際當時布哈里他都說了，他說我們支持武裝國民黨，但是沒有支持武裝共產黨，他們也覺得他們犯了錯誤。

“四一二”那一天以及后邊接著好幾天，大批的共產黨成千上萬被殺害，然后在廣州、在武漢整個中國大革命進入低潮，然而這個時候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主席，明確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共產黨先后組織了八一南昌起義，然后秋收起義，一個接一個的，也就是說在至暗時刻，我們也汲取了深刻的教訓。現在看來我們汲取的教訓是非常對的。拿起革命的武裝，不光是針對當時的國民黨帝國主義，現在你看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句話就是沒有人民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你沒有人民的軍隊怎么可能有中國的崛起，不可能的。

提問4：

張老師好，我是一位來自航空業的工程師，我曾經在烏克蘭留過學，所以我特別認同張老師的那句話，一出國就愛國。我對東歐國家的這些歷史也比較感興趣，也有一些研究。我注意到東歐國家他們的共產黨大多是在二戰之后依靠蘇聯的支持上了臺，所以他們后來多少都是受到蘇聯方面的控制。我就想到中國共產黨在成立早期也是受到共產國際，其實實際上就是蘇聯的支持和指導，那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后來能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能擺脫這樣的控制呢？

張維為：

對。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特別是你在東歐待過。那么你就知道你剛才講東歐共產黨很多都是蘇聯扶持起來的，扶持意味著它國內沒有根基，東歐大概只有南斯拉夫鐵托共產主義聯盟，它是自己打仗打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不一樣，它是一個中國本土產生的一個進步力量，然后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然后通過自己武裝斗爭20多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打出來的，英文叫indigenous，就是從自己本土產生的政黨，這個就完全不一樣，你看現在就是本土產生的共產黨政權幾乎都在，當然蘇聯是自己戈爾巴喬夫背叛共產主義之后產生這個問題，你包括像越南，像古巴它都本土產生的，那么本土產生就是意味著什么？它有群眾的基礎，這個非常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