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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我是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級的博士生。我注意到一個現象，縱觀早期領導人、革命家，他們都有比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如果他們順從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態，那么他們個人的未來發展和生活水平應該是不差的，但是他們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刀山火海的革命道路，我想問兩位老師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選擇這樣的革命道路，放棄已經享有的、唾手可得的個人名利？這對我們今天的個人選擇和發展有什么啟示？

張維為：當時那個社會太黑暗了，《覺醒年代》中毛澤東的出場的場面，我非常印象深刻。那時的場面全是討飯的，人畜混雜，麻風病人舉著討飯的碗，那個社會太不公正了，稍微有一點覺悟的，不要說像毛澤東這樣的人了，都產生改造社會的想法。后來我看了斯諾的《我在舊中國的十三年》，他寫的他見到周恩來，國民黨共產黨開始搞抗戰統一戰線的時候，他說周恩來跟他講，共產黨一定能贏，國民黨將失去政權。

《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周恩來就講了一個理由，他說共產黨當時在中國農村，特別是江西、湖南這些地方，任何一個村里，一下就招幾百個人，到個縣里一下就幾千人，農民真的是非常非常貧困，堆滿了干柴，就等著這個火星。他說共產黨懂得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農民，蔣介石不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之后，他就產生了強烈的動力去改變這個社會。

今天是真的完全不一樣，我們自己都是過來人，從來沒有想到中國會像今天這么富裕，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以一種同樣的精神，改造中國、改造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做點事情。

吳新文：我們中國人有個說法，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已經成了中國的文化基因了，也是共產黨繼承的一個基因。從哲學上來講，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要得到存在意義上的充實感、意義感，當我們老了，快要死亡的時候，回顧自己的一生有沒有遺憾？有沒有后悔？覺得自己有沒有努力過？有沒有奮斗過？這個對自己人生的拷問，你能得到什么答案，這個是所有人的問題。

張維為：我再講一段，因為您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我提一個建議，怎么把我們馬克思主義研究變成一個生機勃勃的事業。我從實踐經驗中看到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非洲也好，我前年還去了尼泊爾，他們現在是共產黨執政，他們跟我們討論很多問題，非常坦率，而且他們也講馬克思的。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這些國家很多人看待中國的時候，眼睛里充滿期盼的目光，希望你給他們真理。我們有時候一些官員只會講套話，我覺得太可惜了，馬克思主義要講人話，講自己研究的心得、體會。你到非洲去，很多人看著你，這貧困問題到底怎么解決，我怎么也解決不了，你給我一個主意，你慢條斯理地講，一共是八條經驗，那不行的。我提出個很現實的要求，也是習主席反復講的要講好中國故事，這也是個新的任務。中國的事情做好了，還有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提問：我是來自復旦大學國務學院20級本科生虞溫和。前段時間關注到央行發表過一篇工作論文，里面提到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在于文科生的數量太多，請問兩位老師怎么看待這個觀點？

張維為：東南亞國家我幾乎都去實地考察過，和他們的大學也有不少交流。我想先談談東南亞這個問題。東南亞的國家千差萬別，教育質量有比較高的，比如新加坡，也有比較弱，這個國際社會都知道。

文科的問題在于它是商業行為，辦大學光辦文科比較容易，理科、工科要實驗室，要大量的資金，中國有大國優勢，什么專業都可以設，各種各樣工程的大學，小國家沒有這個實力。所以講到東南亞文科生太多的問題，我可以理解的，盡管我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大接受，它對中國這樣的情況不太適用。

我對西方概念比較謹慎，我們要解構它，因為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可能只適合于一些特定的情況，對中國不太適用，我們的國家規模太大了。我覺得在中國這個話題能夠引起一定的反響，恐怕跟人們普遍討厭公知有關，而公知大多是文科生，理工科的很少。

理工科比較尊重事實、邏輯，比較實事求是。為什么學文科的人會出現這么多不自信，如此貶低中國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我個人認為，過去幾十年，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受西方話語影響太大了，特別是政治學、新聞學、法學、經濟學等，我承認我們引入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中也學到不少東西，但是代價也非常大，導致中國故事講不好，講來講去向西方靠攏，認為西方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現在我們老百姓都覺醒了，這次疫情防控差別這么大，一些人居然還覺得西方制度優秀，當然這些人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小了，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越來越自信了。關鍵不是文科生多還是少，關鍵是質量高。如果我們的大學培養出來的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都是高質量的，就不會有這個感覺了。如果我們有一流的藝術作品，一流的散文家，一流的詩人，一流的音樂家，一流的影視作品，那多好啊。

吳新文：我覺得文科生太多這個觀點是一個大歸納，大歸納往往要有問題的。要具體分析是哪一種文科生，通過什么途徑來培養，文科生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如果都是那些言必稱西方的，學了西方一些皮毛理論，就以為真理在握了，道義在我了，然后就可以教訓中國了，那這樣的文科生是越少越好。如果文科生能夠立足于中國大地，能夠做實事，那這樣的文科生太少了，還要極大地補充。

提問：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國務學院2020級社會科學實驗班的張傲。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被張老師在多個場合成功駁斥，并且已經是一個破產了的理論，那么在我自己學習黨史的過程中，我有這樣一個預感，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奮斗的光輝歷史，是不是也可以證明某種歷史的終結，您覺得除了我們的偉大的抗疫成功之外，還會有什么樣的標志事件發生，來證明一個全新意義上的歷史的終結？

張維為：我覺得這場疫情防控是一個分水嶺，去年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們就說不可能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更可能是西方的“切爾諾貝利”。我想起《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所有歐洲的反動力量為驅逐這個幽靈而結成神圣同盟”，現在是一個中國模式的幽靈在西方徘徊，所有的反動勢力都結成某種同盟要驅逐這個幽靈，但已經無能為力，已經過了臨界點，沒有辦法了。所以美國和西方現在非常心亂。

你提到福山，當時辯論我就跟他說，美國這個國家，它缺少一些智慧，你們打了這么多仗，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越南戰爭等等，戰術上贏了，戰略上都輸了。今天你們把中國當成冷戰的對象，想辦法圍剿它，這是巨大的戰略錯誤。你們應該換一種思路，否則會感到遺憾的。

提問：老師們、同學們、主持人好，我是來自微電子學院19級研究生李伯軒。有兩個問題要問，第一個是芯片制造和設計領域，中國面臨著以美國為首資本主義國家嚴密的技術封鎖，我們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去看待并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十月革命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現在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向世界其它國家，比方說亞非拉或者給受美國壓迫的人民帶去馬克思主義，帶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種道路和方法？

張維為：我談點芯片之爭粗淺的看法，我一直這樣說，美國制裁我們，對自己打擊也很大。這些企業本身，出于利益都不愿意打，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分為二，對我們有傷害，對它們也有傷害，看誰經得起這個打擊。

我個人更加看好中國。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解放軍部隊，包括軍工一些產業真的很自信。美國封鎖什么，我們一定能生產出來，而且造得比他們好，有我們的獨門絕技。這種自信心很重要，實際上我們實踐都證明這一點，包括最近的航天工程，在美國的封鎖下，中國還是做出來，而且有些東西美國還做不出來。所以我覺得，一旦我們實現突破之后，一定要記住給特朗普頒一個“特殊貢獻獎”。這個事情上恐怕美國心里更害怕，他們知道中國人有這股勁。

第二個問題是傳播中國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西方已經通過他們的媒體，把中國描繪得如此之落后、黑暗、種族屠殺等，我一直主張我們互聯網要放開，不用談政治，就把手機支付，晚上12點鐘女孩子可以在馬路上走路等這些日常生活傳播出去，展現一個生活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震撼他們。我們不說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傳到美國，因為我們堅決不把中國模式強加于人，但把一個客觀的中國介紹給他們，就可以產生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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