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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

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后西方時代：中國模式與中國學”，我想圍繞主題中的三個概念，談一些看法，講講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后西方時代”。這個概念能不能站住腳？我認為是能夠站得住腳的，當然實際上是有爭議的，剛才馬丁·雅克先生的發言提到，全球在有些方面已經進入“后西方時代”，有些方面還沒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現在是一個“后西方時代”和“非后西方時代”并存的時代，這樣四平八穩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未能抓住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征，它過于靜態，不夠動態，不能夠反映中國人講的“勢”。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2021思想者論壇上發言

我覺得“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對時代定性比較準確。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時代的定性就是“和平與發展”，不同于文革時期的定性“戰爭與和平”。這種定性的改變并不是說戰爭不存在了，而是說時代的主題變了，大勢變了。如果沒有對“和平與發展”的定性，我們是不敢啟動改革開放的。當面臨的情況和問題非常復雜時，能否對時代特征和時代大勢做出一錘定音的判斷，這十分重要，后來證明鄧小平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我最早用“后西方時代”這個概念，大概是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里。過去幾年，我們對一些世界大事的正確判斷，都與這個定性有關。比如說中美貿易戰，當時我們的判斷是美國將輸掉這場貿易戰，依據是美國對中國的外貿依賴已經大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孟晚舟被抓，我們的判斷也是美國最終將不得不釋放孟晚舟，盡管美國的長臂管轄當時還沒有失敗過。疫情防控也是，我們在第一時間指出這場疫情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更可能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背后是我們認為美國國內治理水平已經明顯落后于“中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已進入“后美國時代”和“后西方時代”。不少人認為中國現在還要繼續韜光養晦，我們認為中國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不能躲在潘長江后邊了，背后也是對時代定性的判斷不同。

第二概念是“中國模式”。我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一個原因是早年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他曾多次用“中國模式”，后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中國不讓使用這個概念。我記得一次《紐約時報》問我，說中國領導人說沒有“中國模式”，你為什么說中國有“中國模式”。我說這不正好說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嗎？當時在多數情況下，學者使用“中國模式”概念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也碰到有人堅持要我把文章中的“中國模式”刪掉，我說那這樣文章就不發了。

我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是建立在扎扎實實的研究基礎上的。什么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指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與“中國道路”相通，只是“中國道路”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強一些，而“中國模式”更多是一個學術話語，更為中性。

此外，到現在為止“中國道路”還沒有找到最合適的英文翻譯。幾年前，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中國道路”，顯示出的更多是“交通規則”、“北京路”、“南京路”，還有“中國路”。我記得2013年的“8·19”講話中，總書記使用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后來，總書記多次講過，我們既不照搬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也就是有中國模式，但我們不輸出。

我經常指出，學術研究和宣傳是有區別的，不能把學術研究僅僅看作是官方政策的解讀，那是要犯大錯誤的。中央對我們國家高端智庫的要求是進行“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和政策儲備”。“中國模式”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道路”是官方話語，是意識形態，有其莊嚴性。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作為學術話語就更加中性，在這個概念下，我們可以討論“中國模式”的長處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怎么克服不足等等。從學理上把“中國模式”研究透了，對理解和傳播“中國道路”都有好處的，因為你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厚度、廣度和前瞻性。

后來，我也總結過不認同“中國模式”的主要有幾種人：第一種是本質上反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人。第二種是一些人認為提出“中國模式”就是為了輸出，這是不準確的。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過去幾十年，我們經常說深圳模式、蘇南模式和浦東模式等，指的就是這些地方成功經驗的總結，沒有強加于人的意思。第三種就是不那么自信的人，認為中國的經驗還不成熟，還沒有定性。其實與時俱進就是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