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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不少來自基督教傳統的國家提出類似“造物主”創造的人類、“上帝”賦予的人權等等概念，而張彭春明確表示反對，指出《世界人權宣言》的宗旨是要在世界范圍內被不同信仰的國家都普遍接受，所以不能僅僅局限于某一種文化或者宗教傳統。

另外，他強調社會與經濟權利也是人權重要的組成部分。當時美英等西方國家強調公民和政治權利，認為蘇聯所主張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工作權、教育權、獲得社會救助的權利等，不具有可執行力，不應該算作人權。張彭春他以中國文化為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遠在那些概念內容成為現代概念之前，中國人關于經世濟民與社會公正的論述至少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他引用了《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睆埮泶旱闹鲝埖玫搅水敃r蘇聯陣營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支持，最終《世界人權宣言》把社會經濟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最后，他還堅持“義務”與“權利”同樣重要。張彭春反復強調，在中國文化中，權利與義務是聯系在一起的。一個人只有意識到他的義務，他的道德水平才會進步，而聯合國的目的應是增加人們的道德高度，不是促進自私的極端的個人主義。他的主張最終體現在《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二十九條第一款中，也就是“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地發展”。

回望張彭春先生為《世界人權宣言》所提供的中國智慧，特別是他強調的理性與良心的平衡、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經濟社會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平衡，今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在《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后的七十多年中，我們人類社會經歷了多少殺戮、悲劇、災難，追究其原因，不就是這些平衡遭到了破壞嗎？在此，我們感佩的不僅是一位中國優秀的學人兼外交家的遠見、博學和睿智，而且也感佩中華文明的深遠智慧及其高度的現代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下面我們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老師給大家演講，謝謝大家。

隨后，法國全國就爆發了一場長達一周的強烈抗議、騷亂、動蕩。一個平民，因為違反交通規則而遇槍擊喪生，這顯然就是一樁人權案。尤其這個死者是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后裔。結果在法國支持警方有權在生命遭到威脅時開槍的右翼、極右翼，和反對警方過度執法的左翼、極左翼，立刻就吵得天翻地覆。但有一點他們是一致的，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法國的全國騷亂  圖片來自法媒

我們都知道，法國是人權概念的發祥地之一。著名的《人權宣言》就是于1789年8月26日法國大革命時發布的。剛才張維為老師已經說明了，歐洲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人權觀念的時候，代表的是新興有產階級。所以他們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強調的是公民的政治權。我們中國人最初接觸的人權觀念，其實基本上是西化的。這種（西方）人權觀出現在中國絕非偶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GDP在世界排名位于百名之外，當時的首要任務自然就是“要把經濟搞上去”。因為當時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西方就認定，中國是要搞西式的自由市場經濟了。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推動中國同時也開始政治領域的改革。他們心目當中的“改革”也就是要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成西方能夠從外部便輕易操縱的“選舉體制”，以達到他們最終控制中國的目的。如何來推動呢？“人權”就變成了西方手里的一根“大棒”。

西方的邏輯很簡單：先是強調中國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然后再通過西方強大的輿論工具，企圖讓中國人相信，只有實現了西式的“民主”，“人權”才能得到保障，所以要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顯然，西方蓄意在中國挑起“人權”議題，目的就是要以“人權”為突破口，將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使中國永遠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

而我們中國則是從漫長的歷史進程當中慢慢認識到，人權作為一種人類的基本權利，其核心內容首先是生存權、發展權。而恰恰是在生存權、發展權領域，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做得比西方更為出色，而西方今天也恰恰是在生存權、發展權領域開始發生日趨嚴重的人權危機。納赫爾事件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種族歧視在法國是持續已久的“人權”問題之一。法國曾經是一個僅次于英國的殖民帝國。這次被槍擊身亡的納赫爾就是來自法國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后裔，在法國被稱為“移三代”“移四代”。正是因為“移三代”“移四代”的膚色、宗教信仰、母語、生活習俗等等與法國原住民白人不同，因此他們在社會上普遍遭到一定程度的種族歧視：找工作比法國白種人更難，失業率更高，淪為貧困甚至極端貧困的人數也更多。他們遭到執法機構更為嚴厲地對待，監獄里面關押的囚犯也是他們占據了更高的比例。隨著法國自身經濟發展水平近年來的趨緩、降低，他們的處境和法國底層社會的白人貧困階層一樣，也越來越困難。因此在今日之法國，無論是納赫爾之類的個人人權，還是“移三代”“移四代”的整體生存權、發展權，或是法國社會底層的白人，都深陷真正的“人權危機”之中。

巴黎街頭的無家可歸者 圖片來源：《巴黎人報》

而中國則走了另外一條人權道路。就如剛才張維為老師說的，中國狠抓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短短幾十年里，中國大幅度提高了國民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在消除貧困方面，八億多民眾成功脫貧，這真是世之罕見。與此同時，中國也在加強法制建設，加大對每個中國公民的人權保護，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國的人權道路在國際上得到了普遍認同和支持。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各類相關的投票中，中國一直是得到廣泛地支持。比如美歐等部分西方國家幾十年來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十次提出涉及中國“人權問題”的反華議案，全部遭到失敗。而美國則在2018年因為陷入絕對孤立而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個我想就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如何加強法治，保障每一個中國人的人權，始終是一個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的問題。中國正在朝著更好的方向在猛進。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剛才兩位嘉賓說到了我們中國過去這些年來在人權促進事業上所作的大量努力、我們的智慧，也對比了西方的人權觀念。大家聽完闡述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感受，盡管西方的人權觀念那么長時間以來被西方社會不斷工具化、符號化，但仔細去分析的話，其實概念是很狹窄的。兩位都提到了它僅僅是聚焦在政治領域，更何況在政治領域也沒有能夠實現。但為什么像生存權、發展權這兩個核心權利卻始終沒有進入西方視野？

張教授：如果我們從學理上來講，特別是英美，它的傳統是自由主義傳統。自由主義傳統它就分得很清楚，這個是私域，私人的；那個是公域，公域不能干涉私域。所謂“小政府”的敘事都是這樣衍生出來的。英美等國家認為人權是你要政府能夠做到的，而且法庭能夠受理的。比方說工作權利，如果你沒有工作，政府要不要幫你找工作？在英美，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

后來，歐洲引進了不少社會主義的因素，因為他們工人的抗議運動開始了。美國到現在婦女也沒有帶薪產假，西方國家一個都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背后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市場創造機會，你去競爭，如果競爭不過，你被淘汰。它公權力不涉及這一部分。英美的傳統如果講白了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惡”，政府是個壞東西，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由于種種原因，政府還是需要的。但你要想盡一切辦法限制它的權力，否則它要做壞事。中國傳統是正好相反，政府是“必要的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組成，從邏輯上講，應該是最能干的人，通過選賢任能。

主持人：所以中國人對于人權里頭包括生存權、發展權，的認同度是與生俱來的，我們認為這個就是人天然的權利。如果連這些權利都沒有了，再談其它的權利，那 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人是有這個理念的。所以我們再去看西方人權它的窄化概念的時候，大家可能一直在思考，為什么它們不把發展權和生存權作為人權的核心？這么多年來難道沒有遇到過挑戰嗎？

鄭教授：確實《人權宣言》1789年就已經喊出來了，但是你要是倒過來看一看，當年它（法國）在殖民全球的時候，它講人權了嗎？它在殘酷的工業化過程當中剝削那些無產階級的時候，它講究人權了嗎？要是真的去追究一下，你就可以發現這當中有太虛偽的東西。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去法國的時候，那時候法國確實很富有。因為它們的殖民地雖然都已經獨立了，但是它們從殖民地掠奪的資源，還有包括從殖民地引進的一些低價的勞動力等等，還在享受著殖民時代帶來的紅利。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近幾十年來法國經濟的逐步地衰退，法國開始出現了貧困問題，開始出現了發展問題。那么這個時候你如果還要忽略這些問題，我覺得這就不應該了。

主持人：法國也好，其它的一些西方國家也好，先富起來的那些國家，它可能一時間不覺得生存權、發展權對它們來說是個尖銳的矛盾，但是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隨著整個的經濟實力的衰退，這個矛盾會變得非常的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