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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編者按：據BBC中文網11月17日報道，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當天在紐約特朗普大廈會見了前國務卿基辛格，同基辛格討論了涉及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歐盟的對外政策問題。這使人想起“尼克松主義”。2008年張文木教授曾提出做好迎接美國“尼克松主義”再次到來的準備。他曾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23頁）全書的結尾部分預測“尼克松主義”將再現美國外交，提出要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現將這部分內容選編如下，閱讀這篇文字或許對理解今后中美關系的走勢，有所禆益。】

一、預測：“尼克松主義”將再現美國外交

（一） 美國“越戰”惡夢重現

有人說，尼克松主義是美國的戰略收縮期，這話膨脹了美國人們的戰略意識并導致美國小布什上臺后全球擴張沖動再次復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再次重溫越南戰爭的“惡夢”。

就在20世紀快要結束之際，美國加快對俄羅斯及中國的圍堵：先是科索沃戰爭、北約東擴，后有中亞“顏色革命”；新世紀初又直抵阿富汗，占領伊拉克。在太平洋西岸，美國更是啟動日本擴軍修憲的步伐，繼續出售臺灣軍火，恢復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的軍事盟友關系。歷史好象又向冷戰的起點回歸，美國的對華政策好象又向麥卡錫時代回歸，不同的只是那時是以“反共”劃線，這時是以“反恐”劃線。

接踵而至的就是美國“越戰”惡夢。

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截止2006年底，美國已有3200多名美軍士兵在伊拉克身亡[1]；65.5萬伊拉克平民傷亡，已有160萬人逃出伊拉克；

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軍費開支如滾雪球般不斷增大，至今已達3520億美元，并且仍以平均每天增加2.8億美元的速度繼續膨脹。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伊戰幾年來的費用已經超過朝鮮戰爭。2007年２月，布什總統向國會提交巨額軍費申請，其中1800多億美元將直接用于伊戰。這樣，到2008財政年度結束時，伊拉克戰爭直接總費用將達5320億美元，從而超過越南戰爭的費用，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次于二戰的經濟代價最高的戰爭。哈佛大學教授比爾姆斯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與以往戰爭相比，駐伊美軍更容易受傷。越戰時，陣亡者與受傷者的比例為１比2.6，而伊戰是１比16。與2000年相比，2006年美國老兵向政府申請傷殘賠償的人數增加38%。據預計，美國為伊戰要支付的軍人醫療和傷殘賠償將達到3500億至7000億美元，成為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2]

與越戰中美國國內政治的反戰主題相似，2007年3月2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1票贊成、47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含有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的緊急戰爭撥款法案。根據這項總額為1217億美元的法案，國會將為美國本年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增撥900多億美元的經費，要求布什政府在法案成為法律后120天內開始從伊拉克撤軍，并爭取在2008年3月31日以前撤出美軍作戰部隊。[3]此前一周，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了一項緊急戰爭撥款法案，要求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31日前從伊拉克撤出美軍作戰部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哈里?里德表示，當天的投票結果使國會在改變伊拉克戰爭方向，使美國變得更加安全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投票結果向布什總統傳遞了一個強烈信息，即現在已是徹底改變政府對伊拉克政策的時候了，改變對伊政策應首先從撤軍開始。他還說，總統必須改變伊戰方向，參議院正在討論的緊急戰爭撥款法案給總統提供了一個機會。[4]

與朝鮮戰爭后期美國經歷的“失道寡助”的結果相似，目前隨同美國參與戰爭的盟友開始陸續以種種理由完全撤出、部分撤軍或出現信念動搖。當初參與伊戰的38個國家中，截至2005年年底就已有14個國家完全撤出。2006年，美國的盟友仍然在不斷“縮水”，對美國打擊最大的是英國與日本的動搖。2006年7月，日本軍人全部撤出伊拉克。同年11月，英國陸軍總參謀長丹納特公開表示，英軍在伊拉克的存在致使當地安全局勢惡化，呼吁政府將駐扎在伊拉克南部的7000名官兵盡快撤出。美國最終將會落到比朝戰還難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國從印度洋上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引起了中國、俄國及印度的警覺，印度在明修聯美“棧道”的同時，也在暗渡通華“陳倉”。美國壓力導致中俄印三國靠近。1999年俄國外長普里馬科夫呼吁中印俄三方聯合，2007年2月14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印度外交部長慕克吉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新德里會晤。三國外長積極探討三邊合作重點領域，達成重要共識，發表了《中印俄外長會晤聯合公報》。[5]中俄印三國接近，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21世紀初中國周邊合作關系的重要變化，而促成這個重要變化的不是別的國家而正是美國，尤其是小布什時期的美國的所作所為。

不僅如此，美國花費了這天大的代價卻遠沒有在伊拉克實現其戰略目標：中東恐怖事件越來越多，美國在伊拉克越陷越深，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不僅如此，現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殺將回來，以至小布什在中東捉襟見肘，并為此怪罪于伊朗。現在又嚷著要向伊朗開戰。果真如此，那美國將從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氣”、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終會在伊朗進入“三而竭”。

目前美國國內政治主題與尼克松上臺前面臨的關于“越戰”的政治主題十分吻合，這是因為美國外交正在犯著尼克松之前美國追逐高目標而使國力嚴重透支的同樣的錯誤。而正是這樣的錯誤又促使美國外交中的尼克松主義再次到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尼克松主義”并不是什么“戰略收縮”外交，而是被校準了的美國外交，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美國式的“科學發展”的外交。遺憾的是美國人并沒有把它當作美國的常態外交，而是把他當作非常態外交；這正如日本把明治以后的外交當作常態外交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之累，累于“老子天下第一”心態。

（二）“尼克松主義”與中國發展機遇

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尼克松主義后，亞洲瞬間出現巨大的戰略真空，印度、越南都試圖利用這個機會盡量擴大本國的地緣政治利益。1972年，印度依仗蘇聯的支持肢解了巴基斯坦，在“東巴”地區扶持并建立了孟加拉國，擴大了印度東北邊界的安全空間。越南共產黨則在尼克松訪華之后，以“宜將剩勇”的精神，迅速完成了國家統一；在統一國家后越南又得寸進尺，于1978年底迅速出兵柬埔寨，但這又在中國和美國的抵制下敗北。日本則利用美國在尼克松時期的戰略收縮迅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并在此后緊隨美國擴大了日本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相反，由于這一時期的中國面臨的主要是來自北方的幾乎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壓力，[6]所以，毛澤東才沒有——事實上當時也沒有南北兩面著力的力量——在北方壓力日重而中美戰略合作關系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南向解決臺灣問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繼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南面香港、澳門回歸，北面蘇聯解體。中國安全壓力大為減輕。

這里值得研究的是，即將出現于21世紀初的尼克松主義對中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