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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37]

毛澤東解決西藏問題和鄧小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經驗表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軍事手段準備得越充分，和平解決的幾率就越大；軍事力量運用得越深入，國家統一的進程就越平穩。在未來解決臺灣問題“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

2.在解決西藏問題的提法上，毛澤東較上使用與西藏整個上層對立的“解放”概念，也沒有使用幾乎與全藏對立的“統一”或“反分裂”的概念，而是使用更多藏人可以接受的“經營”概念，這就將入藏任務的性質規定在實現主權共識的任務之中。這使進軍西藏形式具有和平的色彩，解放西藏的工作也更顯得從容，手段的選擇也更富有彈性。這有利于在藏區達到最大限度地團結群眾和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動分子，以實現國家統一的目的。

3. 政治優先，用最少的軍事手段達到最大的政治效果。昌都戰役勝利后，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17條協議”。在雙方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中央事實上允許西藏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保留未經改編的軍隊，與此相應，中央還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由5萬減為2萬；在政治上還承諾將民主改革推遲到全藏上下可以接受的時候。[38]但所有這些承諾都是以“一個中國”原則和“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39]為前提的。毛澤東也估計到，西藏遲早要實行的民主改革和藏軍改編的政策必然激化藏族內部的階級斗爭，而即將失去特權利益的部分貴族遲早要公開他們的政治旗幟。但這樣就可以教育群眾并有利于中央在打擊面最小的條件下推進問題的解決。毛澤東說：“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于不敗。”[40]毛澤東試圖通過爭取藏區基本群眾迫使上層“不敢進行暴亂”并“可能會覺得只好實行協定和只好改編藏軍。” 同時毛澤東也充分估計到“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可能舉行暴亂，而這些暴亂“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愈多”。[41]最后毛澤東提出以退為進的策略：“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愿[42]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43] 最終達到“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44]幾天后，毛澤東再囑西藏工委：“為了完成軍事準備及利于持久，你們要加緊儲糧集彈、筑工事，此外油鹽及柴火也要儲集，至要至要。”[45]1955年西藏康區發生叛亂，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我們總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后來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46]12月16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西藏可能發生暴亂的對策給西藏工委等的電報稿時，就西藏改革時間選擇問題補充道：“中央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是不能實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看情況才能決定。但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47]這時毛澤東充分估計到西藏貴族因怕改革而進行大規模武裝暴亂的可能性，但毛澤東認為“但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后用戰爭解決問題”，那時徹底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期就已成熟。1959年1月22日，毛澤東估計“總決戰”的時候將要來臨，在西藏大規模叛亂爆發前夕發出指示：

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斗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后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予以完成。[48]

3月10日，達賴集團公開撕毀“17條協議”，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公開亮出“西藏獨立”的旗幟。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反擊。3月22日，拉薩叛亂平息， 11月，叛亂活動在全藏范圍基本平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至此，西藏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而這又是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武裝的“總決戰”勝利后的結果。

由上看到，毛澤東注意軍事斗爭，但在運用軍事力量時又非常策略。“17條協議”簽訂后藏軍一直拖延改編，特別是在1956年中央撤出三萬部隊出藏后，藏軍戰斗力反而加強了。這時，毛澤東只是適時即等到對立面的力量一次次成熟并“爆發”時再分批分階段地使用軍事力量。這時處理的矛盾性質單一，不致過多地牽連人民內部矛盾，解決起來也比較簡易；軍事打擊面相對集中，時間不拖延，震動面較小。最終當不斷失敗迫使敵對分子必須聚集起全部力量并公開挑明“藏獨”目的時，這樣中央政府就可以使用軍事力量畢其功于一役，總體上解決問題。“17條協議”后西藏和平解放進程拖了八九年，而使用軍事手段的時間卻非常短，所用軍事力量也非常少，[49]其余的時間都是在等待矛盾性質的轉化和解決時機的成熟。1959年3月，西藏達賴集團叛亂矛盾總爆發，與此相應，西藏問題此時解決得也最徹底。此后，西藏才完全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

4. 在主權問題上，不給任何外國以置喙余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送交印度政府關于西藏問題的備忘錄，雙方舉行了會談。潘尼迦認為，在聯合國有可能準許中國加入的時候，在西藏不會有任何強力反抗的情況下，中國在西藏采取的軍事行動是不值得的。毛澤東在這份談話記錄上批語指示：“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簡單地答復之。”[50]10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10月26日給周恩來呈報的關于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約請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政務參贊申健談話內容上批語道：“申健答得很正確，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51]當時，新中國建立不久需要國際社會較大幫助，但毛澤東同志仍不以獨立自主原則作交易，這是西藏問題順利解決的前提。這一經驗也體現在鄧小平解決香港和思考臺灣問題的實踐之中。

1978年，是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美即將建交，中國對西方技術資金有較多的需要之際，但鄧小平同志并不因此以主權原則做交易。6月2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當前危險委員會主席尤金·羅斯托，直言中美建交的障礙就是臺灣問題，他說“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政治家不理解別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不解決臺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52]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建交不久的中美關系時指出：“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系中突出的問題是臺灣問題。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53]6月16日，鄧小平將這個準備告訴美國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并補充道：“我講的這些話不是外交辭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話都講了。”[54]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針對“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傳言，直言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么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說，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后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么中國領土”；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征，是國家主權的象征，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55]

正是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堅定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才有可能在國家統一的實踐中探索出上述富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換言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如果失去了堅定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那國家統一的任何探索都不可能走向成功。

比較20世紀50年代前后全中國解放進程中的“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及其經驗，我們會發現，1949年傅作義是在無力反抗的條件下等待和選擇開城門的時機，與此相應，毛澤東選擇“北平方式”完成了北京城的順利交接。而1951年后的西藏上層由被迫簽訂“17條協議”到1955年叛亂，再到1959年公開打出“西藏獨立”的旗幟并非法建立“西藏臨時政府”，毛澤東面對不同的形勢，選擇了介于完全和平的“北平方式”和大規模軍事決戰的“遼沈方式”之間的“西藏方式”：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始終堅持和平協商手段，反之，則以非和平手段化整為零，分批分階段地“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56]。

再比較20世紀蔣介石、蔣經國治下的臺灣，我們還會發現，21世紀初的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臺灣政治已與蔣介石時期南轅北轍。蔣時期的臺灣當局與占據北京城的傅作義一樣，只是在等待和選擇“開城門”即回國的時機；而現在臺灣當局卻與當年的達賴集團一樣，將中央政府采取的更為特殊的對臺政策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忍耐視為軟弱，目前他們在等待和選擇的已不是中國統一，更不是回歸祖國的時機，而是與當年的達賴集團一樣在等待和選擇公開拋棄“一個中國”原則，分裂中國領土，實現“獨立”的時機。面對這種與20世紀炮擊金門時完全不同的臺灣形勢，我們在思考臺灣問題時不能不想到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經營西藏”的經驗及其解決西藏問題的“西藏方式”。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埃德加·斯諾時說：

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美國人在那里，我們去打嗎？我們不打。美國人走后，我們就一定打嗎？那也不一定。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放臺灣問題。我國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北京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云南、新疆。[57]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及其成功經驗，已對中國順利解決香港問題產生了積極影響，無疑，它們也必將為我們——不管以和平還是非和平方式，乃至最后萬不得已采用作為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基礎條件的“天津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尤其是在臺灣當局明確放棄，甚至拒絕“一個中國”原則的條件下解決臺灣問題，提供有益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