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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黨正是通過長征，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但確切地說，當時遵義會議上黨只是找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與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定的區別。前者是帶有個人特點并為部分同志認同的思想，后者則是全黨公認并作為指導全黨的具有綱領意義的思想。

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即使是在遵義會議上選擇了毛澤東同志，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方針還需要通過新的實踐再檢驗——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穩妥做法。最終，正是長征的勝利幫助中國共產黨在最殘酷的環境中從各種思想——比如王明、張國燾等——中篩選并確定出可以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

湘江失敗后，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但是，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與全黨一致公認的毛澤東思想還是有距離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這個認識距離的最有力的實踐就是長征。

長征初期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博古、李德等盡管失去了領導地位，但他們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還在觀望新的領導集體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實踐結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強行渡過大渡河、占領瀘定橋，這使紅軍擺脫了蔣介石的包圍，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國石達開全軍覆沒的危境——這反證了王明、李德路線的錯誤和毛澤東路線的正確。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時中共中央內部關于長征路線出現分歧。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說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北，這是張國燾提出的方案，當時張國燾在黨內還有較高的地位和較強的實力，其認識觀念還有很大的影響。其二是北上陜甘，這是毛澤東提出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而提出的北進新疆的方案。長征是應該往川康走，往陜北走，還是往西北走？“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向黨爭權，還企圖挾黨中央南下。為了中國革命勝利發展、黨中央毅然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于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陜北。”[11]北上陜甘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張國燾的路線給中國革命再次帶來了慘痛損失。歷史最終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正確的。

紅軍到達陜北后，特別是“雙十二”事變形成國共合作后，中國共產黨迅速成長壯大并成為全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風期間，全黨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于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共七大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長征及其路途上經歷的生死考驗，這些共識的形成是很難想像的。

《而今邁步從頭越》，作者沈堯伊，現藏于中國美術館

長征對于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遵義會議前后，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澤東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后，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后，方才佩服毛澤東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后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問題上，對毛澤東有了更多的了解，認識到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12]1942年6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紀念“七一”干部大會上講：“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3]同年7月1日，張聞天在陜北、晉西北農村調查團紀念黨的生日集會時說：“中國革命20年來的一個最大的收獲和成就，就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了久經考驗的、英明正確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14]1943年，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得更明白：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 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 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5]

鄧小平同志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16]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