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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說：“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⁴⁵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過高利貸活動，但操持高利貸營生時期較長的，大概就是猶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紀歐洲，猶太人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亞筆下的高利貸商猶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貪婪的同義詞，以至馬克思都說：“猶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財迷的民族。”⁴⁶

馬克思著《論猶太人問題》

其實，今天浪跡于歐洲和北美的猶太民族原本是一個反高利貸的民族。他們最初生活在中東的西奈半島：“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區南部的稱為猶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豐美之地的稱為以色列部落。”⁴⁷公元前11世紀，掃羅建立了統一的以色列-猶太國家。這個國家位于歐亞非的交通樞紐上，是一條重要的國際商道，在這條商道上產生了較早的以專營貨幣為生的商業民族。那時中東一帶放高利貸的還不主要是猶太人，相反，猶太人還是高利貸活動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猶太王國分裂。“此后南方由大衛的后裔繼續統治，稱猶太；北方另立王朝，稱以色列。”⁴⁸史稱“以色列人的經濟比較發達，高利貸活動隨之增長，被剝奪土地和生產資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經濟比較落后的猶太，到公元前8世紀，窮人也已遭受債務盤剝。”⁴⁹生活在兩河流域的古代巴比倫更是承認高利貸為正當業務。頒布于公元前18世紀的《漢謨拉比法典》認為，高利貸是巴比倫人日常商業活動中的一種行為。法典第八十九條規定貸谷的利息高達本金的三分之一，貸銀則達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條更規定債務人如無谷物和銀子還債，應以其他不動產作抵。⁵⁰

顯然，古猶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貸者，相反，他們是在前基督教時期一直秉持反對高利貸的信念。在古代歐洲民族的教義中，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高利貸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時代，猶太人是較早禁止高利貸的民族。高利貸（ usury⁵¹）來自拉丁詞匯“usura”，意為對貸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⁵²。根據《舊約》的記載，上帝通過摩西將禁止借貸的律法給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現在摩西的第二部書《出埃及記》中：“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⁵³

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頒布之際，猶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沒有復雜的貿易體系：“同為上帝的子民，鄰人之間（而非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借貸不啻為搶劫。”⁵⁴

猶太人經營高利貸業務是從古羅馬消滅猶太國之后才開始的。公元前64年，龐培把猶太置為屬國，受敘利亞總督節制。羅馬統治給猶太人帶來苛重的捐稅和各種掠奪，猶人奉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廟⁵⁵在羅馬統治的十年內遭到兩次洗劫，引起猶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義，最后一次起義史稱“猶太戰爭”，對羅馬打擊最大，這也導致羅馬人對猶太人屠城式滅國，此后猶太人就沒有了自己的國家。

耶路撒冷之圍

失去祖國的猶太人此后就只能與錢相依為命，錢就成了猶太人的“祖國”。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說：“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⁵⁶

那么，什么是現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說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錢。”⁵⁷

但錢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沒人借，這就使得以貨幣為生的猶太人的需要與實體生產為生的人的需要產生了對立。也就是說，現實世界越是需要貨幣，猶太人在他們所在國家的地位就越高。與實體生產者的需要相反，猶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貸的環境，這就是破產、疫病、災荒等，最好就是戰爭，它們都能創造出對金錢的巨量需求。

在歐洲的歷史中，一旦出現革命或戰爭，君主們就急需金錢，這時他們就會給予猶太人以比較寬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紀末，“借貸業已經成為法國猶太人最重要的職業”⁵⁸。而且，由于猶太人的借貸業對整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借貸業在各國獲得了法律的認可，1190年法國的特許狀承認了猶太人放貸業的合法性即是一個證明。

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國王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財政困境，他便“宣布對猶太人的保護，給他們發了許多赦免書，從而減輕了因對猶太人采取的特別經濟措施而給人民帶來的負擔。”⁵⁹

弗里德里希三世

在歐洲其他的國家中，猶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貸者，猶太放貸者因此成為許多國家中的特殊階層。1796年拿破侖為了獲得猶太人對其歐洲政策的財政支持，法國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頒布的憲法第十條和第十五條就規定：

1.全體信仰猶太教的國民，享有其他國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2.非我國國民但居住在我國國內的猶太人，享有其他外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3.廢除一切僅加給猶太人的捐稅。⁶⁰

“這樣，在法國、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州，猶太人與及其人民之間的社會差別逐漸消失。”⁶¹但是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許多猶太人就放高利貸，馬克思說：“由此產生了民眾對高利貸的憎惡，這種憎惡在古代世界達到了極點。”⁶²對高利貸的憎惡導致歐洲人對猶太人的偏見也由此產生。莎士比亞寫的《威尼斯商人》⁶³則是這種偏見的文學反映。英國學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銀行和銀行家》一書中寫道：

猶太人，倫巴第人，高利貸者，吸血者，是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我國原始的金融業者。他們這種人簡直可以說是不顧廉恥…… 后來，倫敦的金匠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整個說來……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一伙很壞的人，他們是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是鐵石心腸的吸血鬼。⁶⁴

這種偏見導致歐洲從古代起直至20世紀40年代發生一波又一波的針對猶太人的有系統的大迫害。歐洲一些人試圖用種族滅絕的方式來解決所謂猶太“奸商”問題，⁶⁵事實上這反而強化了猶太人對未來歷史特別是對美國歷史的影響力。

與其他民族一樣，猶太民族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羅馬對猶太的滅國政策讓這個民族失去了祖國，他們不得只有將金錢當作了自己的“祖國”并被迫選擇了一種與實物生產的民族不同的價值趨向：沒有祖國就把錢摟得特別緊，就得把錢當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國家，可以從事物質生產。猶人沒有土地，只能從事被亞里士多德認為的“最不合乎自然”⁶⁶的錢生錢的事業。在外匯市場中，貨幣對國家是沒有感情的⁶⁷，就這樣，在現實中，沒有祖國的猶太民族便與可以隨意游移于多國間的貨幣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賴，我們在后面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與錢的命運捆綁在猶太民族的品質中打下了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印記。馬克思說：“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⁶⁸，“富裕地主因高利貸而遭到破產，小生產者被敲骨吸髓，這二者造成了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集中”⁶⁹。

凡事都有兩面性：高利貸既然出現在人類歷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積極性即黒格爾說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貸的破壞作用在歷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及此相伴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歷史進程中，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⁷⁰馬克思看到這一點，他寫道：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⁷¹

但是，這個過程會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現代歐洲那樣使舊的生產方式廢除，并且是否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它，這完全要取決于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情況。⁷²

13世紀至19世紀，猶太人及其商業活動在推進歐洲資本主義過程中成了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積極力量。黎巴嫩歷史學者薩比爾·塔伊邁（SabirTaimai）在《猶太通史》一書中寫道：

自13世紀到19世紀初，所有商業城市里的猶太人都參與了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發展，隨后又參與了企業管理、開銀行和控制資本的各項活動。

由于猶太人散布在歐洲的商業城市里，因此，離商業發展的場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會里，盡管他們中間很多人都為封建王公們服過務，但卻難于從事大規模的滲透和控制活動。在依賴封建基督教而維系的猶太實體的廢墟上開始發展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階段到來時，繼承了理財本領——從事經紀人、借貸和投機倒把——的猶太人，看到躍上這一時代的領導地位的時機已經到來。剛剛進入19世紀，猶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業資本發展運動時都不曾具有的意識。到19世紀末，他們已成為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紀給猶太人創造了從事上述活動的許多機會。當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斷發展壯大時，在城市居民的各個階層中，在舊有的封建時期的主宰們中間，出現了掌握著領導和控制權的新的經濟力量。猶太人不愿意放棄領導這一重要的歷史潮流的機會。于是，他們在各個商業城市中心，顯示出他們特殊的能力。到19世紀初，開始出現新的聚集的猶太社團，幾乎成了這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先鋒和主宰。⁷³

但是，當歐洲“封建基督教”大本營羅馬天主教皇的權力在新教（對應地也可稱“資本主義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資本主義登上歷史舞臺后，資產階級的商業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猶太族群；換言之，猶太人的商業本性已擴展為早期資產階級的普遍品性。

他們之間的差別只是資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堅持絕對自由——這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歐洲皇室則要求相對自由，即資本必須受國家節制。

最終一部分激進的資產階級以宗教（清教）的名義與歐洲曾和封建皇室貴族妥協的資產階級（比如英國女皇、拿破侖皇帝等，他們是貴族化的資產階級）決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猶太教的經典《舊約》的“歸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