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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洲這場發生在新教內部的沖突不能簡單地用“舊的封建勢力”或“新生的資本主義力量”來評價。歐洲大陸國家驅趕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歐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沖突無謂消耗人物資源的教訓，在打敗天主教后他們再不能允許將來資本強大后出來再與國家沖突——這顯然是合理的選擇。

從清教徒方面看，他們代表新興資產階級，他們剛剛登上歷史舞臺，在他們蘊藏的巨大的生產力能量尚未釋放之前，他們也是不能接受歐洲國家尤其是皇室國家的控制的——這也是合理的選擇。

清教徒堅決反對世俗國家控制資本的信念與長期沒有了祖國的猶太人一拍即合。雙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約》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釋，便從猶太教經典《舊約》中尋找思想資源。比如清教徒主張的“上帝選民”的思想就是從猶太教中衍生而來⁷⁴，而這個打破等級制的思想卻為剛剛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歐洲資產階級皇室，尤其是英國皇室所不容。

雙方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英國皇室大規模驅趕清教徒以及被驅趕的清教徒與猶太教徒——為抵抗歐洲皇室——完成了歷史性的大結盟，這種結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結果就是美利堅精神和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的誕生。

“五月花號”到達美洲

關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有較大的貢獻。作者“上下縱橫三千多年，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⁷⁵。”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單列《舊約與新美國》一節，他寫道：

正如希伯來人所了解的，有種超越時間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過其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給美國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時代的美國，任何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書：《圣經》。舊約和新約同樣重要，因為美國殖民地在建立時恰逢對希伯來文化的學術研究重新火熱起來，而且早期美國基督教信仰的加爾文主義特征強調以色列的遺產。

馬吉安派（Marcionism）⁷⁶是基督徒試圖從猶太人教義中排除出去的異端，在早期的美國沒有追隨者。在美國革命前，只有少數猶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紀最后兒十年人數才增多。不過，以色列的遺產在美國的影響力大于在歐洲的影響力。

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不僅以十誡和《利未記》與《申命記》來建構他們共同體的秩序，而且一直將他們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猶大的百姓。清教徒們認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經歷希伯來人的磨難和成就。

尼爾?里摩爾( Neal Riemer)評論道，“因為舊約的核心主題便是從奴役和壓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猶大的遺產滋養了美國的自由。

不過，雖然如此，如果不訴諸于律法和先知，美國的政治理論和體制以及美國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獲得很好的理解、維系或更新。“我們信仰上帝”這一美國信念重新確認了與諾亞、亞伯拉罕、摩西以及預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們所立的圣約。地上的耶路撒冷從來都不是座雄偉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紐約市的猶太人遠遠多于在所羅門最光輝燦爛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區的居民。不過，比起清教徒們創建的波士頓、荷蘭人創建的紐約或因杰斐遜主義者和漢密爾頓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妥協而誕生的華盛頓，永恒的耶路撒冷這座靈性之城對美國秩序的影響更大。當地上之城灰飛煙滅時，信心和盼望卻會永存：這實際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權之下的經歷的主要教訓。⁷⁷

猶太人對金錢的歸屬感是由于沒有祖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⁷⁸，是由于資本尤其是高利貸資本沒有祖國。⁷⁹“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⁸⁰。

確切地說，比較高利貸資本而言，工業資本對祖國還是有些歸屬感的，因為工業資本不能自己生產和消費自己，它需要通過社會消費它生產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產商品就需要工業礦產和勞動力，這些都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存在為前提的。在工業資本（馬克思有時稱“產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間，只有高利貸資本對祖國的依存感最低。

美國獨立戰爭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寧死》⁸¹的著名講演之所以當時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來到北美的“上帝選民”視資本高于國家的心聲——而這正是與他們原來的祖國英國的價值觀相對立的地方，當時的英國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⁸²式的國家至上的理念，將宗教乃至資本都歸屬于國家利益。

《不自由，毋寧死》演講

與中國經歷了兩百多年戰國時代折磨后人民選擇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樣，歐洲選擇黎塞留的國家至上的理念——與之相應的是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是在歐洲經歷數百年并最終解決了政教二元沖突后血寫的經驗。

當年其信念與猶太教義非常接近的清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工業資本）與猶太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金融乃至高利貸資本）天然結盟后來到北美大陸，他們在倒掉英國國教這盆“洗澡水”時，因用力過猛卻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國家觀念-——筆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當美國在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聯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歐洲霸權后，便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執政時期出現分裂，石油美元取代軍工美元，至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期，金融資本大規模擴張且反客為主，民生工業資本（與軍工資本相對——筆者注）受到重創，進入21世紀后，美國整體性地轉變為高利貸帝國主義。

（三）新美國：在資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⁸³美國學者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單列“舊約與新美國”一節，柯克這里說的“新美國”，是指清教教義與猶太教義融合后形成的與歐洲資產階級新教不同的美國。

這個美國因清教教義與猶太教義融合而強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⁸⁴；同樣當其他神退位后，在兩教教義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貨幣與商品從而高利貸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矛盾⁸⁵逐漸升級并最終又以工業資本屈服，高利貸資本的權仗肆虐美國并最終毀掉美國而告終。

馬克思說：“貨幣對不動的、不可分割的財產起瓦解作用。”⁸⁶只要世界陷入貨幣依賴，貨幣的持有人就成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貨幣量越大，這些人的權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

可以說，是羅馬人用滅族滅國的暴行將一個本不愿靠與貨幣為伍的猶太民族⁸⁷在后來的歷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貸民族”⁸⁸，又是貨幣將猶太人送到歷史舞臺的聚光燈下。因此，不研究貨幣，就讀不懂猶太人，而讀不懂猶太人，就讀不懂美國。

確切地說，猶太人以民族的身份與高利貸活動發生聯系只是從12世紀末開始的，此后各國對四處流亡的猶太人的經濟活動范圍越來越多地加以限制。

比如有許多國家就規定“猶太人作為外民，不能擁有土地……猶太人又被排斥在行會之外，各種手工業經營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猶太人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極少。而猶太人作為一個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從事商業的比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貸取息……于是，猶太人充當放貸者的就相對較多”⁸⁹。

這樣就在歐洲普遍產生了對猶太的人偏見。比如莎士比亞筆下的放貸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這種偏見的文學表現。在這里，“猶太人”幾乎被丑化為“貪婪者”的同義詞。

《威尼斯商人》劇照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猶太民族為人類的歷史進步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至于其中少數人在后來的歷史上參與帝國主義寡頭壟斷集團瓜分世界的活動，并成為世界歷史的反動力量，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猶太民族中的上層剝削階級的行為，這筆賬不能算在整個猶太民族的勞苦大眾身上。

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美元緊缺的經歷相似，15世紀至18世紀，歐洲自由貿易廣泛開展，一時間金銀貨幣緊缺，這刺激了歐洲盛行“重商主義”經濟理論，重商主義將金銀貨幣存量的增長當作財富增長的標志。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