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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長假，游客們遍布名山大川，少不了求神拜佛。中國人世俗化的宗教觀念近年來也開始遭遇全球宗教“擴張”。長假間隙，不妨聽聽學者張旭東和著名主持人楊銳如何觀察今日中國宗教。當“孔子學院”在海外不斷擴散與爭議的時候，當“新儒家”言論成為社會熱門話題的時候，當“少林寺事件”為大家密切關注的時候，當全世界宗教極端沖突頻頻發生之時，我們是否反思過當下中國的思想界，是否真正理解過中國社會的宗教。2015年6月23日，CCTV-NEWS《Dialogue》欄目對張旭東教授就中國宗教問題進行訪談，對話中探討了中國宗教與西方信仰的區別，也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革新性和包容性。現由觀察者網獨家翻譯，以饗讀者。】

楊銳：歡迎收看《對話》。中國有著全球最悠久的宗教與哲學傳統，儒釋道三教在塑造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深遠的作用。此外，中國又是個有著悠久人本主義、世俗主義傳統的國家。中國宗教現狀究竟如何？中國宗教政策是否受到了外界的誤解？現代中國如何看待自身的傳統？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有幸請到了張旭東教授。在對話開始之前，先看一條短片。

畫外音：中國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宗教與哲學傳統的搖籃。后世雖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崛起，但佛教仍然是中國信眾最廣的宗教。據北京大學2012年的民調顯示，中國有超過6.7%的人口自認為是佛教信徒。美國Pew研究中心同年發布的報告估計中國超過18%人口為佛教徒，這意味著中國是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國家。許多佛教信徒來自社會上層。專家們將這一現象歸因于伴隨著經濟繁榮和市場現代化出現的國人精神空虛。最近一次聯合國幸福度調查的結果顯示，瑞士人的幸福指數最高，接下去是冰島、丹麥、挪威和加拿大。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在158個國家中排第84位。凈空法師在去年出版的《圣賢教育》系列叢書中寫道：“佛教中‘業’的概念能激勵人們承擔責任……能為道德墮落問題提供解決之道。”但神學家們認為，佛教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獲取大眾的接受，以及如何跟上社會的需求。

楊銳：歡迎張旭東教授做客《對話》。假如您想了解中國的宗教，當您在谷歌上搜索這個關鍵詞，大概會得到一系列的負面報道。您如何看待中國的宗教政策？

張旭東：我從來沒有試過在谷歌上搜“中國宗教”這個詞組，但我認為中國的宗教政策和其他國家并沒有什么不同：都強調政教分離，都反映了深厚的世俗傳統，但對不同宗教信仰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

楊銳：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可不是這樣。

張旭東：文革期間，一切處于混亂狀態，甚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受到了顛覆。那是個特殊時期，在正常時期，常規情況下，中國和其他現代民族國家并無二致，我不認為有什么特殊之處。

楊銳：文革后，宗教信仰是否迎來重生？鄧小平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時，中國迎來了西方文化、西方價值觀。與西方商品同時進入中國的，還有各種思想、價值觀和宗教，您認為這是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嗎？

張旭東：簡短的答案是“不”。因為鄧小平喚醒了中國人追趕西方的緊迫感，現代化實際上加深了世俗化。我這一代人在文革結束后進入了大學，首先擁抱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制度，宗教的進入相對比較晚。八十年代的大知識分子里頭，只有極小一部分人關注宗教，而且是從學術角度研究宗教，從而更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我認為文革剛結束時，宗教并非是突出的社會元素，它真正興起是更晚的事。在大規模市場化和私有化之后，社會產生了大量的新生財富，出現了道德缺口，人們這才引入宗教來填補空缺。

楊銳：您是說文革結束后，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崩潰了，所以才出現了這個有待被填滿的虛空？人們在尋求新的價值觀來指導思想，來重構精神世界，您認為西方意識形態和宗教是否更適合填補中國人內心的空虛？

張旭東：許多東西都來自西方，包括馬克思主義。

楊銳：那么如何看待中國儒釋道傳統文化的強勢反彈呢？

張旭東：這才是主要因素。我之前誤會了你的意思，我以為你所說的宗教是指有組織的教會，比如基督教教會。如果我們把儒教、道教、佛教和流行宗教都算進來，當然（它們都幫助中國人填補了空虛的精神世界）。

楊銳：打斷一下，您是否認為中國真的有宗教？部分學者和批評者認為，儒釋道三教不能算作宗教。

張旭東：我認為他們是對的。我剛才的誤解正好說明了這個問題。你一提到宗教，我一下子便想到了基督教。

楊銳：有道理。

張旭東：我更傾向于使用“大眾信仰”之類寬泛的詞語來描述你所說的“宗教”。儒釋道都是道德教化的形式，都是在歷史上支撐中國人、凝聚中華文明的強大力量，但嚴格來講，我傾向于不把它們稱為“宗教”。

楊銳：您這樣說，是否是因為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是關于往生、來世的；而儒教講的是現世、俗世，儒生重現實而輕鬼神。您如何看待中國“大眾信仰”與西方“宗教”之間的區別呢？

張旭東：你說的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一般來說，我們提到宗教，都是指一神信仰，對造物主、上帝、絕對神權的崇拜，這種宗教往往關乎救贖，而救贖是一切意義的最終來源。在中國，不管歷史還是當下，這些問題都是放在括號里的。經典的儒家學說注重現世，在理解現世之前，在理解社會政治基本現狀之前，儒生應保持自控，不宜向來世尋找不可知的答案。這種古典智慧，你叫它理性主義也好，或人本主義也好，對中國人的思維和經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楊銳：抱歉打斷一下，談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的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更多是一套政治倫理，講究對帝王盡忠，對家長盡孝，它強調家庭關系和社會與統治者的關系。這方面您如何看？

張旭東：這種說法比較狹隘。儒家學說當然涵蓋了這些方面，但我認為它首先講究的是修身。從歷史角度來看，儒家思想是自力更生者的文化與政治見解，這是開創歷史先河的。

楊銳：但我對此有點不同的看法。中國有句話叫“內圣外王”，一個人只有提升了自己內心的修養與品德，才能為治理外部世界鋪平道路。

張旭東：此話不假，但外部世界的治理非常復雜，我認為這個概念覆蓋了狹義上的統治者。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最終達到平天下的階段，這個概念是普天之下的大治，超出了某一個國家的治理和利益，而應當擁抱全人類。這是儒家最顯著的普世主義特征。

楊銳：但您不認為我們對個人修身養德的強調是以犧牲法治為代價的嗎？這種依賴自身修養而非法治的思想有悖于我們所說的“現代性”嗎？

張旭東：你講的既對又不對，因為強調忠孝只是儒家思想的一個方面。然而在不同的環境中，儒家思想可能具有或者說確實具有革命性。當某個政權有違天命時，人們——特別是儒生——便有道德責任去反抗政權，承接天命，恢復法統，并施行仁政。所以儒家思想有革命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