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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十年（1976–1979；1979–1989）與“現代主義”

所謂“80年代”這個十年的關鍵在于，很多大方向，乃至總的方向，是這個時候確定的。從1976年到1979年這個“三年調整期”一般被忽略，但是其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從文藝、文化思想等方面看，8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議題不盡相同，但在后來出現的80年代知識分子“自我經典化”過程中，對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這個前半期的討論和研究相對薄弱。

比如我自己的知識準備、學術訓練乃至早年的思想興奮點和審美趣味，都使得我更關注那些當時看來比較精致、比較經得起形勢分析的所謂現代派或實驗主義作品，但這種作品成氣候基本上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朦朧詩”當然更早一點，但“現代派”引起國內外關注，形成自己的批評話語場，在專業性、社會性討論中壓倒比較僵化陳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范式，應該說是80年中期的事，因為它需要知識上和體制上的積累和準備。

但在今天看來，把80年代文藝、文化和思想研究局限在種種“新潮”范圍里是一種思想和歷史上的局限。這也是我對自己的80年代精神史研究感到不足或遺憾的地方。或許這個遺憾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更年輕一代（比如我們的學生們）學術上的成長和研究的不斷深入獲得比較系統的彌補。比如紐約大學東亞系謝俊就研究80年代前期，他現在已回清華任教，可以期待他博士論文作為專著出版后對80年代研究領域的精英主義、“世界主義”和唯美主義偏頗作出一定程度的矯正。

盡管內部分期上有這樣的復雜性，但80年代總體上還是有一種鮮明的氣質和方向上的一致性。我這里想強調社會存在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原動力”為它提供的一種強大的價值定向性和社會共識，不妨稱為“噩夢醒來是早晨”的“文革后”效應。當“文革”隨毛澤東的去世而終結，中國人一步步發現了外面的世界；發現了記憶或想象中的20世紀50年代這個“黃金時代”；發現了按部就班的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常態，特別是其中關于個人幸福和自我實現的常規通道，比如通過高考上大學；知道我們錯過了“綠色革命”，錯過了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飛期；看到了日本“新干線”、看到了休斯敦宇航中心；意識到自己在人均收入上幾乎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

這種從迷夢中醒來時所感到的“覺今是而昨非”的緊迫感，構成了又一次“時間開始了”（胡風語）般的歷史斷裂和歷史重啟。圍繞“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乃至整個“思想解放”運動，都在為擺脫“文革”、擺脫毛澤東時代最后十年的意識形態陰影做輿論和思想準備。

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文革”都是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零點”。一方面，以此為基礎的價值定向和社會共識（特別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共識）， 為后30年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和觀念框架，另一方面，這種“后文革意識”也因自身歷史視野和理論視野的局限性和簡單化傾向，為整個“改革40年”進程帶來種種思想上的迷茫和行動上的困擾。

這些迷茫和困擾隨著時間的展開逐步變得清晰化，但在“第一個十年”期間，總體的氛圍是樂觀進取、生機勃勃。所羅門瓶蓋打開后，里邊種種可能性都會被釋放出來，但在剛剛打開的時候，人們直接感到的是壓力的釋放所帶來的個人和社會能量的爆發。所以，今天人們說起80年代來，更多地帶有一種懷舊感。

但如果排除感傷主義的成分，我們今天在回顧80年代時可以看到，那種所謂“民間的”“個人的”“西化的”“世界主義的”“向前看”或“未來指向的”新世界想象，無一沒有黨的政策和國家體制在后面推動。所以從單純的知識社會學角度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最主要的特色恐怕應該是“官民合一”、上下一體，換句話說，是在由“后文革意識”從負面界定的改革共識統攝下的國家與社會、官方與民間、體制內與體制外及精英與大眾的高度整合。

從“朦朧詩”到交誼舞，從“包產到戶”到現代美術展覽，從個體戶到大規模譯介西方學術經典，都有“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和贊助。國家的目標和普通人的追求高度一致，所以改革共識絕對不是空話。體制內部的開放和活力形成對全社會積極因素的吸納能力，是彌漫在80年空氣中的樂觀情緒的一個重要原因。反過來這也說明為什么1989的政治風波以后，所謂 “黨內改革派”和“民間外圍力量”一旦同國家體制脫鉤，就立刻墜入普遍的失落、郁悶、絕望境地，很多人去了海外或幾年后“下海”經商，文化知識界各種“80年代精英”圈子一時作鳥獸散，總體上沒有能夠把“第一個十年”在知識、文化、思想觀念和人員組織上的積累和影響成建制地移交給下一個時代。

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圖片來源：見水印

這就需要連帶談到一個問題。在今天的懷舊式回憶中，80年代似乎是一個百無禁忌、非常自由的時代。但事實上，按今天的標準，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在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上都管得很嚴。一方面，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人員、思想、組織和做法都在。另一方面，在黨、國家和社會探索一條新的道路的過程中，來自“左”的和“右”的挑戰都直接而尖銳，政策上的應對也都帶有立規矩、建“先例”的意識，通過比較明確和嚴厲的措施為改革開放的主航道做出標記。

縱觀整個80年代，我們看到叫停“人道主義和異化”討論、“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運行始終沒有放松。在經濟上雖然倡導改革開放，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的并存，市場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國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仍然生活在由國家支配的社會空間里。

80年代精神氣質其實恰恰離不開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組織等關鍵領域的具體的在場和作為，因為是后者為這種精神氣質提供了合法性來源、資源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勵乃至物質上的獎賞。舉個例子，80年代大學生具有“精神追求”和“精神自由”，并不僅僅是因為那時候年輕人思想更開放、更富有探索精神和進取心，而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大學教育免費、畢業時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應該說，“第一個十年”的精神自由和積極進取是真實的，但這是同國家主導的歷史走向和觀念框架高度一致的，是那種全社會范圍里的共識與合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