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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魯迅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繞不開的“國民作家”，卻也是一本“早早就被翻開，卻沒有被好好閱讀”的大書。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張旭東在新書《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中用一種不同于傳統官方魯迅研究的視角重新閱讀魯迅，試圖通過研究魯迅文學旅程的關鍵轉折期，重新發現這位才華橫溢同時集各種矛盾屬性于一身的天才文學家。在接受觀察者網對話時，張旭東表示：“……把這些方方面面結合起來，我們得到的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魯迅形象，而不僅僅是那種刻板印象的“精神導師”、“硬骨頭”和“旗手”。這種真實性對于今天重新發現魯迅的年輕讀者、或者說普通讀者來說至關重要。”

“今天，我們在網上與魯迅再度相遇，大可以把他當成一個真實的、有個性的、平等的朋友，不過是一個有極高超的文字技巧，因此能夠表達自身最深邃細膩的觀察、體驗和情感的朋友。然后我們不妨想一想——何以一個一百多年前寫東西的人，至今仍活在我們的閱讀里，仍在對我們說話，仍在看著或者說逼視著我們。”

【對話/觀察者網 新之】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今天很高興能和您聊一聊關于魯迅的話題，魯迅是中國當之無愧的“國民作家”，我們從中小學開始就集體閱讀他的作品，您最近出版了新書《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是什么契機讓您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魯迅身上，在重讀魯迅的過程中，您有哪些感觸？

張旭東：這個契機有長有短。長的契機是我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準備。從我個人來講，可以說是自童年以來就躲不開繞不開魯迅的文字和風格。就像你說的，魯迅是一個“國民作家”，幾代中國人心里都有魯迅，不管自覺不自覺，情愿不情愿，我們會反復同魯迅相遇；對喜愛和關心中國新文學的讀者來說，魯迅更是案頭書和“參照系”，甚至可以說一定程度上生活在由魯迅文字界定的文學氛圍里。

但是，這種熟悉下面其實又藏著一種陌生，藏著“不求甚解”和人云亦云，且不說魯迅文學多年來在教育和研究體制里的不可避免的固化和千篇一律傾向。這些東西實際上構成了閱讀魯迅的障礙，如果我們把魯迅比作一本大書，這本書好像又是早早就被翻開、但卻從沒有被好好閱讀。至少我們可以說，每一代人應該有每一代人的魯迅；魯迅文學是在它被接受、分析、解釋，在圍繞著它的爭論中才成為經典的。

現在我想試試看如何重新打開這本書，看看可以有什么樣新的讀解、新的分析；說得專業一點，就是嘗試一種研究范式的突破。魯迅研究本身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是一門“顯學”，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工業”，它有自己的學會、雜志、傳統和師承，很多學者和所謂“師門”徒子徒孫幾輩子在這一塊田地上精耕細作。局部的經驗研究實證研究肯定有，也有隨著時代大潮起落的觀念和興趣變化，但整體上，特別是在分析魯迅文學何以成為魯迅文學、在文學本體論和文學科學分析對象的意義上如何理解等方面，幾十年來仍舊進展緩慢而且缺乏學理和方法上的動力。在一個具有長期學術積累的具體領域推動范式性變化的確很難，但反過來講，這種困難或困境也是一種契機，客觀上為探索新的研究取向、新的問題視域做好了準備。

短的、最簡單的契機則是疫情。我從2006-08年開始，從教學上研究上就已經開始一點點聚焦魯迅，但我分析的對象是作為整體和總體的魯迅文學，同時也是通過重讀魯迅來嘗試再一次回答“什么是文學”、“什么是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現代’在哪里、‘中國’在哪里”這樣的基本問題。我不想做那種零打碎敲的局部的魯迅研究，雖然經驗材料的準備整理很重要，但魯迅文學的風格實質無疑是更吸引我的問題。所以我知道工作量是很大的。

疫情開始以后，原來我們熟悉的世界一下子停頓了下來，有一兩年的時間可以全力投入寫作。我計劃的是一個“三部曲”，最近出版的是第一卷，集中分析魯迅1924-1927年間的轉折，核心問題是魯迅文學如何通過認識自身風格的必然性而最終“成為自己”。第一本寫了70萬字、八九百頁，三卷本完工后，估計會是中外單個作家研究里面規模最大的之一。在我有限的知識里面，好像只有薩特的六卷本福樓拜研究、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研究，以及本雅明未完成的波德萊爾研究有這么龐大的問題和結構。

但面對魯迅這樣的作家，深入的分析研究確實需要一定的體量、需要閱讀分析和闡釋的系統性，這樣才有可能帶來我所期待的范式革命意義上的推進。我想我的處理方法一看就不是國內學界常規“魯迅研究”的路數，而更像是把魯迅作為文學原理問題、文學批評對象、和比較文學世界文學現象來研究。我的讀者都知道我也做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分析，我覺得我的魯迅也是當代文學，也是當代文學批評，也都不可避免的帶有我自己在批評方法和理論框架上的考慮以及解讀文本的特征和“路數”，但因為魯迅文學文本是作為一個歷史整體和審美整體傳給我們的，所以談魯迅又不可避免比我談王安憶、余華、劉震云、莫言更能顯出系統性。

觀察者網：大眾熟悉的魯迅，很多時候是作為新文化旗手的魯迅，在那個時期他創作的小說是最深入人心的，比如說阿Q、祥林嫂、孔乙己，都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您這次重讀魯迅是在雜文一側，為什么會選擇這個視角？寫小說的魯迅和寫雜文的魯迅有著什么樣不同的特質？

張旭東：答案就在這本書的副標題里——“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

“第一次誕生”大家都明白，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然后魯迅文學就誕生了，到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的出版，小說魯迅的形象好像就已經確立下來了——新文學第一個十年里最了不起的作家，中國進步青年的文化偶像。

我這本書聚焦在魯迅的“第二次誕生”，集中分析魯迅在1924-1927這四年的艱難而痛苦的風格“自覺”和文學轉折。這是他面對困境、危機甚至絕望時的抵抗、探索和最終突破，有點像一種軍事意義上的突圍，既是戰場形勢所迫，是一條狹窄的生路；同時又是一種天才的、創意無限的超越。總之這個時期是他絕處逢生的轉折點，也是他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學“聲音”、文學自我形象的時刻。

如果我們要把魯迅文學作為一個整體研究的對象，去探索它的文學特征、哲學特征、美學特征，看它內部的構造和演進，1924—27年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相對于這個轉折，后面的九年，即魯迅的“上海時期”是一種爐火純青的炫技狀態，也是一種天馬行空的自由狀態——所以第二卷目前暫定的書名就叫《雜文的自由》，雖然這種“自由”是從客觀上的不自由狀態，即那種“偽自由”中，通過雜文寫作法和魯迅文學風格的特殊張力，從文學與其外部環境的復雜關系中強力奪取來的“自由”。

而從這個連續體往前看，我們看到魯迅文學的“第一次誕生”反倒顯得是一個偶然事件，就像一個自然生命的誕生只是一個偶然事件。這個“早期”本身很短，嚴格講只有一本《吶喊》和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到1922年底就停止了。雖然《熱風》和《墳》里面的許多單篇文章做于這個階段，但這兩本合集和序跋仍寫在“轉折期”，也落入“雜文的自覺”范疇。而我對魯迅文學的解讀有一個基本的工作假設，即魯迅文學文本、文學經驗和文學風格演進的基本單位和節點，應該是作者編訂并加上序跋的作品集。這也是晚期魯迅自道的“編年體”的意思，甚至只有在這個編年合集的方法上，在大致一年一本的節奏里，“雜文”關乎世事而不是醉心文體的基本定義和“詩史”意味才彰顯出來。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描繪的魯迅創作狂人日記的片段

在魯迅的創作生涯中有一個“沉寂的1923”，1923年一整年魯迅沒有寫任何東西，這一年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不能說是斷裂，但至少也是一個間隙。之后魯迅就開啟了自己的下半場。小說上是《彷徨》，然后有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作為魯迅文學自覺的最重要標志的統攝于雜文寫作法的“混合文體”風格運動出現了。這是魯迅文學“成為自己”的決定性轉折。以《華蓋集·題記》為標志，魯迅開始真正有意識地專注于雜文的寫作，之后基本上是每年寫作合成一本雜文集。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魯迅就有了一個非常自信和驕傲的判斷：從此以后我就寫雜文了。你們說這不是文學，但我認為這就是文學。這是我能做的，我愿意做的，也是我不得不做，可以做到最好的。因此魯迅雖然也慨嘆自己的生命就“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文字”上面，但另一方面卻又說自己“實在有些愛它”了。這是魯迅的文學宿命，是魯迅文學的“命運之愛”，即所謂amor fati：接受自己的命運，在抵近它、擁抱它、同它的搏斗的過程中創造出自己的文學和自己的人生。

觀察者網：是什么促使魯迅如此有自覺地做了這樣的改變？

張旭東：原因很復雜，我的整本書幾乎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簡單來說，當時的情況是，中國的新文學/白話文學開始還不到十年，而此時歐洲文學的長篇小說已經非常完善，宛如文學皇冠上的明珠。盧卡奇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史詩”，是可以同古希臘悲劇史詩相媲美的藝術成就。整個19世紀主流歐洲小說寫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個人成長，一切都是建立在相對發達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文化的基礎之上，同時建立在一個由廣泛的社會共識支撐的價值和情感框架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