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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講的故事以近代歐洲為中心，但也涉及到東亞朝貢體系的崩潰，時間的跨度是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暗蹏碛伞钡挠懻?，主要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海洋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可以由某些國家獨占？歐洲之外的土地，究竟哪些可以被界定為“無主地”？對于已經“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種方式占??？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是什么？非歐洲族群的文明程度，有何法律意義與實踐意義？等等。我們會講到一系列理論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維托利亞(Vitoria)、格勞秀斯(Grotius)、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漢密爾頓(Hamilton)與麥迪遜(Madison)、福澤諭吉，等等。我的講法是將思想放到歷史的語境中，考慮不同的思想家與他們所關心的帝國實踐之間的關系。先舉幾個例子作示范：

第一，我將維托利亞（Vitoria）的思想與西班牙帝國緊密關聯在一起。15世紀西班牙的形成，本身就以天主教力量對于伊比利亞半島的重新征服為基礎。對美洲的征服，在很多方面是天主教對伊比利亞半島征服的延續，承載了天主教的普世秩序想象。所以我們看到，在西班牙帝國的理論家之中，教士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維托里亞及其薩拉曼卡學派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中世紀思想保持著許多連續性。維多利亞追問：西班牙人是依據什么權利去占領美洲大陸的大片土地的呢？是因為那些土地尚屬無主土地，還是因為教皇把那些土地劃分給了西班牙？抑或，西班牙人有義務讓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必要的話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他對西班牙帝國的態度非常復雜，不是簡單的贊成，也不是簡單的反對。他批判西班牙人不認真傳播基督教信仰，反而作惡多端；但他并沒有建議西班牙人放棄美洲的帝國，甚至為征服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二，我將格勞秀斯(Grotius)的思想與荷蘭帝國的建構緊密關聯在一起。荷蘭帝國是一個貿易帝國，它的關注點在于控制流通領域，控制關鍵的貿易通道，而為了控制貿易通道，又需要動用戰爭的手段。格勞秀斯很好地回應了荷蘭帝國的實踐需要。他將“海洋自由”的理論論述系統化，從而服務于荷蘭帝國與葡萄牙的海上爭霸；他提出一整套系統的戰爭法觀念，在許多方面突破了中世紀的“正義戰爭”理論，有助于荷蘭人在海上和陸地上開拓新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格勞秀斯是一個非常“與時俱進”的理論家，當荷蘭帝國的實踐發生改變的時候，他會適時調整自己的理論立場。

第三，我將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與洛克(Locke)的思想與大英帝國的建構關聯在一起。大英帝國與荷蘭帝國的一個很大的差異就在于，它已經從對于流通領域的關注轉向對于生產領域的關注，英國人致力于通過改進技術、降低成本來獲得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這就使得空余的土地對于英國人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貞提利支持“先發制人”的戰爭，支持以違背自然為由向印第安人發動戰爭，鼓吹“憎恨空地的自然法則”?；舨妓沟摹白匀粻顟B”學說可以服務于對北美土地的占取，霍布斯同樣認為印第安人浪費了他們的土地，而歐洲人可以正當地壓縮印第安人的居住范圍，奪取他們發現的一切。洛克則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發明了一套最為系統和徹底的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而英國較早時候在愛爾蘭的殖民實踐，可以說是其跨大西洋殖民的預演。  

洛克發明的這套理論對于最為關注生產領域的英國人最有用。西班牙人熱衷于在新大陸奪取金銀礦， 荷蘭人熱衷于掌握貿易要道，而法國人在北美熱衷于毛皮貿易，從而與印第安人形成了某種合作關系，他們甚至試圖將殖民地作為行省來治理，教印第安人說法語，甚至鼓勵通婚。但無論如何，當其他帝國試圖奪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時，他們最終會訴諸于類似的理論。

如果歐洲人遭遇到的不是“無主地”，那么就需要其他的占取理由，比如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土地的割讓。近代以來，歐洲人的條約實踐，與“文明”的觀念緊密關聯在一起。在相互承認為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列強之間，簽訂的是平等條約；在歐洲列強與中國、土耳其、日本這樣的被視為“半文明國家”之間，簽訂的主要是不平等條約，而且列強通常會以相關國家法律“不文明”為由，尋求建立領事裁判權。而為了擺脫“領事裁判權”，許多非西方國家都經歷過在西方監督之下自我改革，以求成功通過“論文答辯”的經歷。但大概只有日本“答辯”成功，但不久之后，日本即因為其模仿其西方老師的所作所為，受到“與時俱進”改變游戲規則的西方老師的審判。

圖片來源：必應

東亞原來有自己傳統的區域秩序，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其中包含了若干次級朝貢網絡。但西方列強的侵入對朝貢體系構成了巨大的沖擊。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歐洲的國際法與文明等級論在日本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力，日本甚至主動地運用這些資源，來拆解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我們將討論福澤諭吉對于文明等級論的闡述與運用。而實踐的例子，我們將集中討論琉球的近代命運。琉球歷史上長期與中國、日本保持雙重朝貢關系，但日本以歐洲國際法為理由，否定雙重朝貢關系，強迫琉球放棄向中國的朝貢，最終全面吞并琉球——但實際上，歐洲的國際法實踐從來不是日本所說的那么簡單，特別是在19世紀的歐洲巴爾干半島，雙重效忠其實并不罕見。我們需要更為整全的西學圖景，才能夠揭示本地區生產的許多“西洋”形象的片面性。

19世紀，歐洲諸帝國對于世界的支配達到頂峰，但是在歐洲之外，美國與日本崛起，對歐洲中心的國際體系造成沖擊。一戰之中，歐洲列強相互廝殺，最終相互削弱，極大地削弱了歐洲的支配地位。然而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并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國際秩序，于是，我們就可以回到開頭所說的國聯的種種失敗。為什么西方列強重建秩序的努力失敗了？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時間。今天，有許多西方學者在感嘆他們遭遇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對于既有的單極霸權已經構成極大的沖擊。但是單極霸權并沒有消亡。因此，我們對“帝國理由”的思考，可以延伸到當代——比如說，當特朗普認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應當享有種種其他國家享受不到的特權的時候，他所主張的理由是什么？當我們設想新的、更為多極化的國際秩序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和歷史上的殖民帝國的繼承者反復磨合。就此而言，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是我們“想象下一個五百年”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

（本文原載“法意讀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