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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戰爆發到蘇聯解體，已經過去的“短二十世紀”[①]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也是一個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的世紀。隨著一度具有強大整合力的冷戰意識形態的退潮，既有的民族國家的認同在兩個方向上受到沖擊：在外部，美國強力推進的經濟全球化、以歐盟為典型的區域一體化運動、國際法領域中以“保護的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理論對“人道主義干涉”的支持，都在削弱民族國家原有的自主性（autonomy）；在民族國家之內，具有離心乃至分離傾向的區域、宗教、族群認同興起，也強烈沖擊著國家的整合。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自上而下沖擊民族國家的力量有所弱化：經濟全球化的態勢趨于停滯，其原來的推動者美國改奉“美國優先”路線，熱衷于貿易保護政策；作為超國家政治單位的歐盟，其一體化進程踟躕不前，分裂的危險日益增大。然而，自下而上的沖擊力量仍然此起彼伏。在可預見的未來，民族國家仍然會是政治共同體的基本組織形式，但許多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將持續受到考驗。

黃興濤教授的觀念史著作《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②]問世于這樣一個歷史時刻，其問題意識也與這一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冷戰落幕為前一階段的政治整合話語帶來了新的困境，在中國國內，“中華民族”話語被期待發揮更大的政治整合功能，但同樣遭遇到上述兩個方向上的“夾擊”。在學理上，最大的質疑路徑，是以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民族為“實”，以中華民族為虛，將中華民族觀念視為一種缺乏歷史依據、自上而下強加的官方建構物。

這一質疑并非野狐禪，而有相當的學術積淀——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的“滿蒙學”曾經對中華民族的一體性提出系統的質疑，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歷史論述論證[③]；在二十一世紀，最為系統的質疑來自于美國“新清史”，盡管其研究者未必都有清晰的政治自覺。

從“滿蒙學”到“新清史”，其中國敘事內部一直潛藏著兩種政治狀態的對立：在第一種狀態下，滿洲統治者自上而下地建立對巨大的疆域上諸多族群的統治，但沒有在這些異質性很強的族群之間建立強勁的橫向聯系與認同；而辛亥革命則帶來第二種政治狀態，一個主體民族的國家。論者又認為，原本服從于滿洲統治者的大量亞洲內陸邊疆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游離于主體民族的國家之外。

從“滿蒙學”到“新清史”，諸多研究者堅持將“中國”與“漢族”綁定在一起，認定包含境內全部族群的民族認同是人為建構的，缺乏歷史基礎。用更晚近的理論話語來概括，這就是在“帝國”（empire）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 之間的二元對立范式，在此中國被設想為一個漢人的民族國家，而統治著諸多族群的清帝國包含中國，但不等于中國。[④]

更一般的沖擊來自民族主義研究晚近的主流范式，黃興濤將其命名為“建構論”。他將已故民族主義研究大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著《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視為“建構論”的代表著作。[⑤] 那么，挑戰究竟從何而來？從《想象的共同體》在漢語世界中的傳播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想象的共同體”是一個極易遭到誤解的表述。

按照安德森的本意，“想象”（imagine）并無“虛構”乃至“虛假”的意思，而是強調，民族（nation）是一種超越面對面（face-to-face）交往社群的認同，它的維系需要一種共時性想象；這種“想象”也不是隨心所欲的，而總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發生的。安德森并不試圖提供一個規范性理論，論證合乎哪些條件的人群有資格達到民族的門檻，他的工作方向是對其研究的歷史現象進行分類，尤其是重述“想象”的約束條件與基本機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

但不管安德森的本意是什么，描繪和展示民族認同塑造的過程，多少會導致對所分析的民族認同的“去神秘化”和“去神圣化”，而這會進一步帶來兩種反應：一部分受眾傾向于認為，經過剖析的民族認同，從本質上就是虛構的，是假的，而這就使得“建構論”有可能變成“解構”民族認同的理論工具——對于自己拒絕的那些身份認同，就可以分析其通過何種權力結構與政治機制生產出來，從而將其空洞化、相對化。海外大量關于“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其重點就在于選擇性地運用“建構論”的理論工具來進行解構。將“想象”等同于“虛構”，其實并不符合安德森強調民族認同現象的強勁性與持久性的本意，但畢竟還屬于常見的與易于理解的反應。

而另外一些受眾認為，只要掌握了塑造的權力并遵循一定的歷史先例，就可以正當地塑造出不同的民族認同。這一種反應雖然看似不常見，但其實距離我們并不遙遠，其典型例子就是“臺獨”意識形態的塑造——“臺獨”理論家很難否認絕大多臺灣人不過是不同時期的大陸移民，但一些人會從拉丁美洲西裔與葡裔殖民者的“克里奧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可以意譯為“土生仔民族主義”）尋找先例：西裔與葡裔殖民者因為長期在拉美殖民地居住，在一個與母國相隔離的政治系統之下，已經發展出了不同于母國民眾的認同，從而可以正當地宣稱自己是一個新的民族，并獲得獨立建國的資格，而臺灣的情況被認為與此并無根本不同。[⑥] 通過尋找并確立“先例”，看似“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研究，就被讀出了某種規范性意涵，并被用于支持特定的政治實踐。

在強調差異、多元、流動性、建構性的學術風尚之下，質疑“中華民族”這一在20世紀才得以鞏固的身份認同，既容易得到各種理論工具的支持，也容易得到國際學界的承認；而堅持和加固這一認同，反而經常面臨著理論工具的缺乏。黃興濤教授迎難而上，其十多年的研究心血，最終凝聚成為這本40多萬字的觀念史巨著。

作者“以傳統的精英思想史為骨骼”，但又借助了“新文化史”的某些做法，如概念史、話語符號的實例分析等（第8頁），將對思想形態的研究與社會心理、政治文化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既重視對精英的理論觀念的辨析，也重視對政治斗爭過程與大眾輿論傳播的考察，用翔實豐富的史料與扎實的理論分析，呈現出“中華民族”概念生長發育與相應身份認同不斷推進的歷史過程，同時也精確地勾勒出相關研究領域內部的前沿討論格局，提供了一張細節豐富的理論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