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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事件的紀念，從來不是一種簡單的“認識過去”的活動。處于時間之中的人總是不斷地面臨著“我（們）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樣的根本問題，因而不斷需要通過與過去的對話，來確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朝向。因此，歷史紀念活動總是會圍繞著紀念者在當下歷史處境中的問題和關切來展開。

對戊戌變法的紀念，不會是個例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碰到戊戌變法，許多人就會討論到底“革命”好還是“改良”好，實質上這反映的是當時許多人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意義出現了疑問，不確定中國的道路走得對還是不對。但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沒有革命所打下的基礎，中國如此快速的工業化與經濟崛起恐怕是很難想象的。在這個背景下，當然還會有人因為經濟繁榮之外的其他維度而重提“革命”還是“改良”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會持續討論下去，但總的來說，其社會關注度已經大大下降。

土耳其立憲先鋒 Ahmed ?efik Midhat Pa?a （1822—1884年）

而一些新的問題正在出現，比如說，全球秩序未來會怎么演變？中國在其中會占據一個什么位置？在當下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中國該如何向全世界，尤其是非西方發展中國家朋友，論述自己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道路，從中提煉經驗和教訓？我們過去所習慣的“中國-西方”這樣一個兩極框架，面對世界上的許多經驗就顯得捉襟見肘了。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日益需要一個普遍聯系的、包含了多種文明遺產和世界想象的世界圖景。帶著新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對過去的歷史行動者的世界圖景進行重新認識——憑借歷史的“后見之明”發現他們的局限性，但也能夠在這種歷史對照中發現自己的盲點。

我們先從戊戌變法的代表人物康有為的世界圖景切入。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敦促光緒要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1]，俄國彼得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在他筆下都是非常勵志的改革范例，然而考慮到非西方的多民族王朝國家在19世紀列強爭霸的國際環境下改革的難度，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與明治時期的日本與中國的可比性其實相當有限，兩個國家改革之初，在區域國際秩序中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而且國家規模小，內部關系相對簡單，“船小好調頭”。反而是康有為經常提到的反面例子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中國有更大的可比性。中土兩國在近代分別獲得了“東亞病夫”和“歐洲病夫”（或“西亞病夫”）之名，兩國在各自的區域國際秩序中原本都占據中心地位，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權力優勢地位，使得政治精英對舊的制度與方式的信心根深蒂固；兩國人口眾多，宗教與族群構成高度多元，利益格局錯綜復雜，改革難度極大。令人欣慰的是，康有為自己做過中土比較，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線索。因此可以從他的中土比較開始，以展開進一步的思考。

一、    康有為的中土比較

康有為在其1899年寫的《我史》中描述，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參加乙未科會試，當時中日甲午戰爭尚未終結，將到達大沽的時候，日本人來搜船，船上人心浮動，遷都之議大盛，康的評論是：“吾謂舉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決入京。”[2]這里所說的土耳其之事，應該是1877-1878年間的第十次俄土戰爭。當時俄軍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軍隊配合下兵臨伊斯坦布爾，英國出手阻止了俄軍攻陷伊斯坦布爾，奧匈帝國與英國都反對俄土條約，最后是俄、土、英、法、奧、意諸國在柏林舉行會議，迫使俄國作出重大讓步。[3]

第十次俄土戰爭，俄軍渡過多瑙河

許多人知道，康有為有個比較糟糕的習慣，就是喜歡倒填日期，甚至偽造歷史文字，自我粉飾。1895年時他是否有《我史》中標榜的先見之明，我們其實無法從這篇1899年所作的文字里獲得確切答案。但他在1898年初的論《清帝第五書》與《聯英策》有對于“三國干涉還遼”和第十次俄土戰爭的討論[4]，這是比較確鑿的。這兩個奏折中的討論反映出康有為的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在外交上可以像土耳其一樣，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利用英國來牽制俄國，達到自我保存的目的。他在1897-1898年就運用了 “均勢”戰略，建議聯合英國、美國與日本，對抗他認為威脅最大的俄國。[5]

在戊戌變法期間，土耳其也是康有為奏折中經常出現的名字。康有為后來宣稱其在1898年6月向光緒上《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并將其收入《戊戌奏稿》。學界通說認為此文并不是康有為進呈給光緒的作品，而是康有為流亡時期補作。[6]我查閱《康有為全集》的發現是，他大概是從1903年左右才開始稱奧斯曼帝國為“突厥”的，之前稱的都是“土耳其”，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補證。但這不妨礙我們把把這篇文字看作康有為流亡之后對于戊戌變法的一種思考。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稱：“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殷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7]突厥出自匈奴，是殷人淳維之后，因此與中國人同種同類，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近代經歷，與中國就有了非常深的關聯。康有為堅持用“突厥”而非“土耳其”，所突出的正是人種上的親緣關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