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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十五世紀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極盛時期，兵鋒直指維也納與布達佩斯，“幸霖雨泥濘，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為吞并矣?！比倌觊g，歐洲各國為抵抗奧斯曼帝國，疲于奔命。但這三百年也是歐洲科技進步的關鍵時間。土耳其人從蒙古人那里獲得大炮火藥，傳入歐洲，“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丕天之革命波，而立憲遍于各國矣。”

而在歐洲各國不斷進步時，土耳其“恃其強大，酣睡于其比鄰”，很快迎來歐洲列強的反攻。列強先由“種爭教爭”，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煽動各種叛亂，于是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相繼自立，俄國人也介入領土爭奪，兵鋒直指伊斯坦布爾。當時英國人出于“均勢”訴求而介入，聯合法、意、德、奧，逼迫俄國退兵。列強進而對土耳其領土進行了瓜分，保加利亞和門的內哥羅獨立。自此，土耳其成為偏安之國。[9]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指出，面臨著危險的形勢，土耳其進行了改革。阿士文成為宰相，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這里說的是1876年土耳其的立憲。而所謂“阿士文”，即阿赫邁特·米德哈特帕夏（Ahmed ?efikMidhat Pa?a，1822—1884年）。

康有為感嘆，如果土耳其蘇丹信任阿士文，土耳其堅持立憲二十年時間，也許就可以趕上法德奧意的水平。然而1877年初，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42年—1918年）很快驅逐阿士文，接著廢憲法，仍用舊法，其結果是土耳其至今仍處于黑暗之中，各方面事業(yè)之落后，都與中國相近：

其國地蕪茀，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泄，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于讀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惘無所知，其學校世界學，無各專業(yè)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于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xiāng)無議局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意奧六國大使外攬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伏，人人思易朝逐君矣。[10]

既然《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很有可能是康有為流亡之后補寫，康有為對1876年立憲的描寫，很可能是以戊戌變法作為經驗模型，而“賢相”阿士文的形象，幾乎就是他自己的寫照。[11]他對土耳其立憲失敗之后狀態(tài)的描述，也反映出他對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中國狀態(tài)的判斷。不過為了讓補寫更有“現場感”，《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的表面文字仍模擬了戊戌變法的情境，里面稱，中國與土耳其被西歐譏諷為東方兩病夫，中國正在進行維新變法，從而具有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不過，這從根本上只是一種模擬而已。

那么，康有為這個中土比較，究竟在思想上走了多遠呢？從今天來看，我們可以指出若干史實上的不準確之處：

（1）土耳其的“坦志麥特”（Tanzimat）改革并非始于主持1876年立憲的阿赫邁特·米德哈特帕夏，而是從19世紀上半葉就開始了，早于中國從1861年開始的“自強運動”；

（2）阿赫邁特·米德哈特帕夏主持的立憲，也并不是對1877-1878年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以及之后的領土瓜分的回應，1876年的立憲早于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阿赫邁特·米德哈特帕夏也是因為無法回應列強的壓力，才被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逐；

（3）1878年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解散了議會，但并沒有正式廢除憲法，只是在接下來不再適用憲法，同時并沒有因此放棄其他方面的改革，僅因蘇丹對憲法的態(tài)度而將其描繪成全盤保守倒退的人物，其實并不公允；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4）將戊戌變法與1876年土耳其立憲作對比，也有諸多不準確之處，因為戊戌變法的首要關注點并不在于立憲和開國會，甚至康有為自己在戊戌變法時期，也主要關心立憲和開國會之外的問題。

因此，《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的中土比較，其實質是康有為將自己在流亡時期對于立憲的熱切關注，投射到對戊戌變法與土耳其改革的書寫上[12]，仿佛立憲就意味著國家的光明和希望，而憲法被懸置，意味著重新墜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