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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門羅主義到威爾遜主義：連續還是斷裂？

1823年12月2日，在歐洲的神圣同盟蠢蠢欲動，試圖干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之際，美國的門羅（James Monroe）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提出三個核心原則，第一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對已獨立的美洲國家的干涉；第三原則聲明美國不干涉歐洲國家的事務，經常被稱為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原則。

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曾在1796告別演說中提出“外國勢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敵人之一”，美國“與它們發展商務關系時，盡量避免涉及政治” 等對外國政府（特別是歐洲政府）充滿疑懼的主張。托馬斯·杰斐遜主張劃分兩個半球，使美國與美洲遠離腐敗與專制的老歐洲。 門羅總統繼承了兩位建國者對老歐洲的疑懼，但同時也在西半球呈現出一種積極的姿態——美國孤立于歐洲事務，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務。

門羅為美國19世紀的國際戰略設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但所謂“門羅主義” ，在19世紀被不斷重新解釋，從一個保護本國乃至本區域免受外部干涉的原則，逐漸演變成一個積極謀求區域霸權的原則。但美國政治精英對于歐洲事務的警惕和疑懼可謂一以貫之，他們眼中的世界并不是普遍同質的，而是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空間，適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我們不應該將1823年的門羅講話理解為對歐洲列強的“戰略恐嚇”，因為當時的美國實際上沒有多少實力阻止歐洲列強對美洲的殖民與干涉；門羅主義的提出，首先意味著響應海上霸權英國引入新大陸力量平衡歐洲大陸列強的訴求，減少英美摩擦，同時也可以拉攏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國，為美國自身的發展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在19世紀上半個世紀，美國對門羅主義的使用，側重于為其向北美大陸西部擴張的事業保駕護航。1845年12月2日，美國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名義，宣布“本大陸的人民單獨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如果他們中的某一部分組成一個獨立國家而建議要和我們的聯邦合并時，這將是由他們和我們來決定而毋庸任何外國插手的一個問題。我們決不能同意歐洲列強因為這種合并會破壞他們也許想在本大陸維持的‘勢力均衡’而進行干涉以阻撓這種合并”。  這一解釋的現實政策意涵是阻止歐洲列強干預美國攫取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

通過持續不斷的“西進運動”，美國積累了更大的實力，其門羅主義的側重點，也從自我保護逐漸過渡到弱化歐洲列強在美洲大陸的影響力。1850年，英美兩國簽訂《克萊頓-布爾沃條約》（Clayton–Bulwer Treaty），美國通過非戰爭的方式，弱化了英國在中美洲的影響力。1866年，美國迫使法國干涉軍退出墨西哥。

內戰之后，美國乘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工業與軍事實力更是不斷增強。美國政府對門羅主義的解釋與運用，也日益朝著建構區域霸權的方向邁進。1895年，美國介入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的邊界糾紛，美國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ney）向英國發出照會，直接宣稱：“如今，美國實際上己經統治著這塊大陸，他的命令對于它所管轄范圍之內的大陸臣民來說就是法律。” 奧爾尼要求將邊界糾紛提交仲裁，英國一開始表示拒絕，但最終因為英德兩國在南非沖突的掣肘，作出了妥協。美國由此成為西半球的主導國家。

1898年，美國贏得美西戰爭，美國不僅控制了波多黎各、古巴，鞏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而且獲得了對關島、威克島、菲律賓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權。在此背景下，西奧多·羅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所謂“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將門羅主義推向新的階段：“導致文明社會紐帶全面松弛的長期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樣，會最終需要某一文明國家（civilized nation）進行干涉，而美國在西半球遇到這種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的罪惡昭彰的事情，為了恪守門羅主義，也不得不勉強施行國際警察力量。”

“羅斯福推論”的內核是19世紀流行的“文明等級論”，認為在文明等級秩序中處于高端的美國，有必要對文明程度較低的其他美洲國家進行指導，以防止他們由于文明程度不足而受到歐洲列強的干預。在這一推論之下，在其他美洲國家未受到歐洲列強干預之時，美國也能夠積極主動地對其進行干預，這就將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門羅主義原則發展為一個真正積極主動的區域霸權原則。

美國建構與行使區域霸權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推進美國主導的泛美體系的建設。1890年，在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布萊恩（James G. Blaine）的努力下，首屆泛美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在華盛頓舉行，包括美國在內，共有18國參與。其第二、第三與第四屆分別于1901年、1906年與1910年在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首屆泛美會議試圖在美洲國家之間建立一種仲裁機制，以解決國家之間可能出現的分歧、爭端或爭議。而仲裁是美國長期偏好的一種解決糾紛機制，從1794年美國與英國簽訂《杰伊條約》以來，英美兩國多次通過仲裁解決相互之間的糾紛，在1899年海牙和平會議上，美國也大力倡導以仲裁解決國際爭端。

1890年的首屆泛美會議還討論了阿根廷和巴西關于宣布征服行為違反美洲公法的提議，最后通過了一項將強制仲裁與禁止征服結合起來的方案，規定在仲裁條約持續期間，在戰爭威脅或武裝部隊存在的情況下作出的強制領土割讓為無效，相關割讓行為應當提交仲裁；任何在戰爭威脅或武裝部隊存在之下放棄仲裁的權利，皆為無效。

這一方案最終未能形成有效的國際條約，但可以集中體現美國主導美洲的基本思路：由于與其他美洲國家實力的懸殊，美國有可能通過仲裁機制，來保證自己的主導地位，而根本無需訴諸歐洲列強所習慣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原則。在隨后的幾屆泛美會議上，仲裁機制的建設仍然保持為核心議題。首屆泛美會議還促成了美洲共和國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及其常設機構美洲共和國商務局（The Commercial Bureau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的建立。商務局優先推進美洲地區的商業與貿易合作。

對于擁有強大工業的美國來說，本地區的貿易自由，有利于其通過自身的經濟力量，建立起對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力乃至支配力，進而鞏固其在政治與軍事上的霸權。

20世紀初的美國不僅鞏固了在美洲的霸權地位，而且已經有實力進行全球擴張。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即打破美國一貫的“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傳統，在法德兩國的摩洛哥危機和日俄戰爭中充當調解人。只是西奧多·羅斯福并未提出一整套哲學，為其介入歐洲事務提供系統論證。老羅斯福介入歐洲事務也是單方面的與高度選擇性的，并不試圖為美國招來某種穩定的介入歐洲事務的義務。而威爾遜在承擔國際義務這一方面，走得要比老羅斯福遠得多。

在1912年威爾遜上臺之初，其政策重心仍然是在內政。一戰爆發之后，美國保持中立，同時向交戰雙方出售武器裝備和其他商品，大發其財。但隨著一戰局勢的發展，威爾遜意識到，美國在不改變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過呼吁歐洲各國在美國的調停下達成一個和平協議，進而以國際聯盟為依托，建立一個集體安全機制，這可以為美國帶來更高的國際地位和更大的利益。但這必然意味著對歐洲事務的干預，因而，威爾遜需要對華盛頓與門羅總統奠定的“祖宗成法”作出重新解釋和回應。威爾遜在1916年10月5日在奧馬哈（Omaha）發表的一個演說中重新解釋了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講：“你們知道，我們永遠懷念和尊敬偉大的華盛頓的建議，他建議我們要避免卷入外交事務。依據這個建議，我理解他指的是要避免卷入其他國家充滿野心和民族主義的目標。”  這就對華盛頓的意圖進行了限縮解釋，使得美國可以卷入歐洲國家那些并不涉及“野心與民族主義”的事務。

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了后來被稱為“沒有勝利者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講，重新解釋了門羅主義：

所有國家應自愿將門羅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原則；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受威脅、不必恐懼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和強國。

在這里，威爾遜實際上將門羅主義解釋為各民族自己決定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的原則。這可以說是他稍后提出的民族自決權的雛形。但這種解釋與“羅斯福推論”之間實際上存在張力。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義，論證美國應當對美洲國家行使某種國際警察的權力，這對于美洲國家自己選擇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必然構成限制。而威爾遜在自己總統任內也發動了對墨西哥、海地與圣多明各的軍事干預。對于深入了解門羅主義實踐的人來說，威爾遜的解釋幾乎就是“硬拗”，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數人并不清楚美國在美洲的所作所為，威爾遜的解釋仍然能吸引大量聽眾。

威爾遜在這一演講中同時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國際合作的設想，這實際上是后來的集體安全機制的雛形，但威爾遜強調，它基于自愿，不是一種義務性聯盟，這一強調也打著19世紀美國外交傳統的深刻烙印——慎于在美洲之外承擔國際義務。威爾遜設想的理想狀態是，美國基于自己的善意領導一個世界，卻無需對這個世界負剛性的義務；它在世界之中，卻又仿佛在世界之外。

1917年4月，美國打破中立，對德奧宣戰。威爾遜宣布美國是“為民主而戰”，同時堅持了“沒有勝利者的和平”的口號。然而1917年11月爆發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宣布俄國退出一戰，頒布《和平法令》，公布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之前俄國簽署的各項秘密外交文件。為了防止歐洲各國被布爾什維克所吸引，威爾遜被迫將自己的外交主張具體化。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演講中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其主要內容包括：廢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簽訂貿易平等條約、減少軍備、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民族自決、建立國際聯盟等等。  在此，威爾遜在1917年倡導的門羅主義普遍化，進一步發展為“民族自決”的主張。對于“民族自決”的適用范圍，十四點原則的表述實際上是有限定的。然而，在隨后威爾遜政府利用新設的“公共信息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展開的全球宣傳之中 ，“民族自決”的地位不斷抬高，越來越被普遍化，以至于在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引發了極高的期待。而當威爾遜無法滿足這些期待的時候，其聲譽也就跌落塵埃。

綜上所述，在1823年發表門羅主義咨文時，門羅總統保持了華盛頓總統對于歐洲事務的疑懼，其積極主動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義發聲，實際用意仍在于改善美國自身的國際環境。隨著美國實力的不斷增強，門羅主義的側重點也從排斥歐洲列強對美國與美洲事務的干涉，轉向以排斥外來干涉的名義來主導美洲事務，乃至成為西半球的“國際警察”。威爾遜提出的解決世界秩序問題的“美國方案”，其基礎正是美國在西半球多年的經營經驗。同時，威爾遜重新解釋了華盛頓告別演講和門羅主義，論證自己的創新并不違反“祖宗成法”，國際聯盟方案不過是門羅主義精神適用地域范圍的擴大。然而，威爾遜提出的“美國方案”，確實弱化了門羅主義對于兩個半球的空間劃分，美國現在要直接面對全世界和全人類，并承擔前所未有的國際責任。而這就使得美國國內外許多人懷疑，威爾遜總統的步子邁得過大，已經背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