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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威爾遜回到門羅？

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面臨無數棘手的議題，但他似乎相信，一旦國聯建立，就可以為其他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更有效的平臺。因此，他不惜以其他方面的讓步，來換取列強對國聯方案的支持。與此同時，威爾遜自己面臨著一個共和黨人主導的國會，而共和黨人從總體上對美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持拒斥態度。因此，威爾遜的總體路線，是既能使美國獲得更大的全球事務影響力，又不承擔過多的國際義務。用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盡量做增量改革，而不動存量。

為了增加國際聯盟在美國國會通過的幾率，威爾遜促成了國聯盟約第21條的出臺：“國際協議如仲裁條約或區域協商類似門羅主義者，皆屬維持和平，不得視為與本盟約內任何規定有所抵觸”。這就將美洲事務排除在國聯管轄之外，為美國維持在美洲的“門羅主義”傳統，保留了空間。而美國根據國聯盟約可能承擔的最大的義務，當屬第10條：“聯盟會員國擔任尊重并保持所有聯盟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御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危險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擬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  而這兩條引發的爭議，涉及到的是同一個問題：究竟是美國控制國聯，還是國聯控制美國？

19世紀門羅主義給美國外交政策帶來的路徑依賴是，美國大部分政治精英都希望能夠繼續鞏固美國在西半球的區域霸權，同時避免承擔過多國際義務，避免卷入歐洲政治的泥潭。在威爾遜歸國試圖說服國會通過國聯盟約之時，不少共和黨人士對國聯盟約不滿，認為其已經是一種存量改革，要求白宮作出修改。1920年6月23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公布了資深共和黨政治家魯特（Elihu Root）的三個保留：第一，拒絕國聯盟約第10條——魯特認為本條規定的義務過于含糊與普遍，會給美國帶來束縛；第二，反對規定必須提前兩年通知的退出條款，美國有權自行決定履行何種義務；第三，將所有“純美國問題”排除在國聯管轄之外，包括門羅主義和移民問題，明確歐洲不能干預美洲事務，美國也不參與歐洲事務。魯特與洛奇可以被歸為強硬保留派（strong reservationists），他們并不反對美國加入國聯，但要求不能受到過多的國際義務的束縛。

威爾遜在1916年大選中的共和黨對手、法學家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也屬于強硬保留派，他提出的保留基本上與魯特方案一致，將國聯盟約第10條視為麻煩的根源，認為美國無論在法律還是道義上都不應該有捍衛其他國聯成員的義務，第10條應當刪除。  至于涉及門羅主義的第21條，他認為應當作出兩條解釋：一是外國勢力不能通過征服、購買以及其他方式來獲得美洲大陸及其相鄰島嶼的領土；二是純粹美洲的問題必須首先由美洲國家自行解決，歐洲國家非經美洲國家請求，不得干預。

而共和黨中的溫和保留派人士并不主張取消盟約第10條，只是要求對其作出限制，如前總統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認為可以將第10條的義務限制在10年之內，之后由總統和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是否延續。

共和黨中以波拉（William Borah）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完全反對加入國聯。在1917年1月威爾遜發表“沒有勝利者的和平”演講后，波拉即在國會提出議案，重申華盛頓、杰斐遜與門羅的外交政策。在1919年的爭論中，波拉認為國聯盟約第10條會使得美國陷入歐洲事務中無法自拔，而外國也可以借此來控制美國。他尤其指出，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印度在國聯之中都有席位，因而會是英國而非美國主導國聯的決策。于是，歐洲列強又可以通過國聯這個機構，對美國與美洲事務指手畫腳，但這就違反了排斥歐洲干涉的門羅主義傳統。波拉希望美國能夠在外交關系中保留單邊決定權，而非被歐洲的外交家所牽制。

1920年8月19日，威爾遜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請到白宮召開聽證，試圖說服參議員們接受他的主張。威爾遜對第10條的解釋是，國聯行政院一致通過的投票結果只是一種建議，美國對其要負擔的義務是道義而不是法律上的，美國國會有絕對的自由對要求采取行動的所有情況作出自己的解釋。但批評者認為一旦加入國聯，第10條必然為美國帶來法律上的義務。威爾遜也回避了大英帝國在國聯中擁有6票所帶來的影響問題。  按照威爾遜的解釋，美國可以說是“既在此世，又不在此世”，它向全世界倡導一系列普遍原則，但美國自己卻可以無需為這些原則承擔責任，而且隨時可以退回到一個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避風港。對于反對派而言，這聽起來太美好，不像是真實的。于是，這次聽證會的效果，是進一步擴大而非縮小了雙方的分歧。在無法說服參議員的情況下，威爾遜決定訴諸輿論，在全國展開了巡回演講。但威爾遜在旅行過程中中風，最終基本喪失了工作能力。這種身體狀況嚴重影響了接下來白宮與參議院的溝通。

而洛奇仍在繼續努力把溫和保留派爭取到自己一邊，在9月5日向參議員外交委員會提出了新的四項保留提案。第一項是美國可以無條件退出國聯；第二項是除非美國國會批準，美國不承擔第十條以及相關條款所規定的國際義務；第三項是國聯不得干預美國國內事務，而美國有權自行決定何種事務是國內事務；第四項涉及對門羅主義的解釋：“經美國判斷，涉及或與其長期確立的政策，如一般所知的門羅主義有關的問題，美國不接受國聯大會或是行政院根據該和約提出的質詢和仲裁；門羅主義只能由美國解釋，而且在該國際聯盟的判斷權限之外，并完全不受對德和約規定的影響。”  威爾遜在11月3日收到的洛奇即將提交參議院的議案，基本與9月5日版本一致。威爾遜激烈批評第十條的保留挖掉了盟約的核心部分，會使美國在聯盟成員國之前顏面盡失，拒絕作出任何讓步。

在白宮與參議院圍繞國聯盟約拉鋸的時候，新一屆的總統競選也拉開了大幕。威爾遜希望能有第三個任期，但未獲提名。民主黨候選人考克斯（James M. Cox）忠于威爾遜的國際路線，在競選中大力捍衛國聯盟約第10條，認為它包含著門羅主義的精神，是將美國在中南美洲所取得的成就擴大到整個世界，并宣布他當選之后會將批準《凡爾賽和約》作為自己的第一要務。  共和黨候選人哈定（Warren G. Harding）采取的宣傳戰略是將考克斯與威爾遜綁定在一起進行攻擊。而威爾遜也不斷將正在到來的總統大選稱為美國人民對于兩條國際戰略路線的“莊重的全民公投”（solemn referendum）。但事實證明，威爾遜已經是民主黨的“票房毒藥”——在1920年11月2日的大選中，哈定獲得的選民票比例比民主黨候選人考克斯多出了26.2個百分點；共和黨人在參議院補選中也獲得大勝，控制了參議院絕對多數。從1921年開始，共和黨連續執政到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上臺。

共和黨政府拋棄了威爾遜主張的國際聯盟，但美國現在已經是許多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債權國，擁有大量海外投資，其全球利益并不允許美國政治精英放棄對美洲之外國際事務的參與。因而，即便從威爾遜后退，也不可能退回到19世紀。我們可以從美國參議院對美國參加的國際事務的態度，來看這一時期美國政治精英們所采取的外交策略。1921年，美國召集召開華盛頓會議，英、日、法、美四國次年簽訂《關于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簡稱《四國條約》），終結了英日同盟。共和黨人主導的美國參議院要求增加一個宣布本條約不包含任何涉及武力使用、結盟和共同防御義務的修正案，在該要求實現之后，才批準了條約。而同一個會議達成的《美英法意日五國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簡稱《五國條約》）以及《九國關于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簡稱《九國公約》）），通過美國參議院批準就相當容易，很大程度上因為這兩個條約并沒有給美國帶來剛性的義務約束。在目睹威爾遜的失敗之后，哈定政府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參與美洲之外的國際事務，一方面努力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避免加入國際聯盟或任何雙邊同盟關系。這可以說是在門羅主義和威爾遜主義之間的一個折中。

1928年美國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 Kellogg）推動了《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又稱《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署。公約第1條規定：“締約各方以它們各自人民的名義鄭重聲明，它們拒斥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并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上，廢棄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  美國參議院幾乎全票通過了這一條約。原因也是類似的，這是一項讓美國可進可退的條約，平時美國可以發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一旦真正發生戰爭，美國卻可以保持中立，無需承擔維護世界和平的義務。

美國不是國聯的正式成員國，但并沒有缺席國聯事務。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向國聯召集的會議派出“非官方觀察員”，這些觀察員會在與美國利益相關的國聯討論中發揮作用，捍衛美國利益。考慮到大量美洲國家是國聯的成員國，美國還可以通過操縱這些美洲國家來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如此，盡管美國不是國聯的成員國，但卻并沒有缺席國聯事務，同時也避免了為國聯的任何決定承擔責任。同時，美國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債權國，美元的力量使得美國能夠影響許多國際事務，但無需承擔剛性的政治和軍事義務。

美國雖然沒有加入國聯,而哈定政府還是有意加入與國聯密切關聯的國際常設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白宮在1923年擬定了若干保留，不接受只有國聯會員國才能參與選舉法官的規定，不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任擇條款——即，當美國與其他國家發生爭端時，可以不必將爭端提交給法院。這實際上已經使國際常設法院對美國沒有實質強制力可言。但即便如此，參議員們仍然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擔心美國通過國際常設法院這個“后門”溜進國際聯盟。參議院激烈辯論，形成了進一步的保留意見。但美國要求過分的特權，侵犯了國聯的權威，引起了其他列強的不滿。國聯行政院提議進一步協商，白宮則視之為畏途，表示了拒絕。  

在二戰爆發之前，美國對美洲之外國際事務的參與，基本保持著這樣一種小心翼翼的姿態，既希望通過參與國際事務進一步擴大美國利益，但又害怕承擔剛性的國際義務，陷入到其從19世紀以來一直視為泥淖的歐洲事務中去。因此，其政策思維的基點，仍然是對兩個半球的劃分。門羅主義塑造的空間思維傳統在美國國內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必須等到1941年底日軍襲擊珍珠港之后，才敢于打破中立狀態，帶領美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這距離標志著威爾遜路線大潰敗的1921年政黨輪替，已經過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