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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沖擊歐盟一體化進程的“葉公”，就是歐盟內部出現的一系列民粹主義政黨。他們打著“人民”的旗號，指責具有全球主義意識的精英階層（其中包含了布魯塞爾的當權者）和具有部落意識的移民合謀造成當下的亂局。他們提出的訴求是終結精英對民眾的“背叛”，讓民眾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相當于“讓多數人取得徹底勝利”。

在作者看來，這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之上的自由民主不可能真正給出的選項，表明歐洲的寬容精神正在消失。同時，克拉斯特耶夫認為歐洲的左翼政治力量也正在喪失國際團結意識，工人選民更多地把選票投給了排外的右翼政黨，而傳統的左翼政黨為了選票，也奉行“尾巴主義 ”，對群眾放棄引領，專注于迎合。在英國公投造成“脫歐”的背景下，作者擔憂公投這種民主形式可能會讓民粹主義力量進一步上升，造成歐盟從內部土崩瓦解。

論證歐盟類似于神圣羅馬帝國，其實未必都是一種嘲諷。比如說，波蘭裔英國學者揚?杰隆卡（Jan Zielonka）集波蘭與英國對于歐盟深度一體化的疑懼于一身，認為歐盟沒有必要尋求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亞式的超級國家”，它完全可以像哈布斯堡帝國一樣，保持內部多層次、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可以通過不斷的對外擴張，實現自身的安全，并維持歐盟的內部團結。杰隆卡把這種政治形態稱為“新中世紀式帝國 ”（Neo-medieval empire）。但克拉斯特耶夫說歐盟“也許是哈布斯堡 ”，意味著它 “散裝”程度過高，時刻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

那么，怎樣拯救歐盟免于哈布斯堡帝國的滅亡命運呢？克拉斯特耶夫主張，歐盟應當和內部疑歐的民粹主義勢力進行一定妥協，必要時采取后者主張的一些政策，以增加自身存活下來的概率。

他正是在這一語境之中講述本文開頭的西班牙政變寓言的，意在警告歐盟各國政治家：要認清形勢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時刻，政治家堅持的種種陳義甚高的理想，未必能讓歐盟活下來；但歐盟恰恰需要先活下來，才能夠承載那些比生存更為高尚的理想。

然而，歐盟真的走到生死邊緣了嗎？幾年過去了，歐盟的難民政策確實收緊了。二〇二一年北約軍隊撤出阿富汗，大批阿富汗人涌向歐洲，歐盟各國此時就不再有二〇一五年那樣接收難民的積極性。

英國《衛報》的評論文章：接收更多的阿富汗難民是我們的道義責任

不過，總體而言，歐盟的政客們在這幾年里依舊吵吵鬧鬧，很多妥協只是源于權力和利益的博弈，而非對于歐盟危局的清晰認知，更沒有表現出三位西班牙政治家在一九八一年政變中的那種政治德性。但歐盟仍然沒有解體，甚至看起來比難民危機之前更為鞏固。我們可以看到，進入“脫歐”軌道的英國國際影響力下降，而且在脫歐談判過程中，一再被羞辱，這就起到了“殺雞儆猴 ”的作用，導致歐盟內 “脫歐”的聲浪反而下降了。

在二〇一九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在跨國聯合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同時，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已經放棄了推動歐盟解體的選項。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英國“脫歐”拍手稱快，并支持歐盟內部“疑歐”民粹主義勢力，激發了歐盟政治家的深刻危機感，法國總統馬克龍大講“主權歐洲”，并得到了眾多歐盟政治家的響應。

在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危機中，歐盟初期的應對可謂混亂不堪，但很快開始“亡羊補牢”，甚至還在歐盟的共同財政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實質推進。對照這些最新的時勢發展來看，本書作者的觀點還能夠成立嗎？

克拉斯特耶夫在為中文版特別撰寫的《后記》中對之前的分析做出了反省，承認這本書具有悲觀和陰郁的情緒。他認為自己正確地預測二〇一五年的難民危機將深刻地改變歐洲政治，但錯誤地預測全民公投可能會導致歐盟終結。

作者在《后記》結尾指出，歐盟“已從一個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傳教士，轉變為一個專注于保護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質的修道院”。但更重要的修正是：“悲觀主義和宿命論將是歐洲認同的關鍵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不要把歐洲人的悲觀情緒看得太重的理由。”這實際上是將自己一度表現出來的悲觀情緒，解釋為歐盟一體化進程中周期性的現象。

然而，克拉斯特耶夫只是拋出了新的修正觀點，并沒有做深入的論證。而這一修正的觀點與他的原初的判斷，實際上都停留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層面，還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歐洲政治的“深層地殼運動”。要深入理解歐盟一體化的曲折性以及相應的悲觀情緒，我們或許需要一種具有全球視野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進路。

《歐洲的黃昏》書影

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法國精英就提出“后工業社會 ”模式，在產業領域推行“垂直分工”，將制造業外移，僅僅在國內保留高附加值環節。后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霸權下的“全球化”，則在歐盟范圍內進一步推動了“垂直分工”模式的普遍化，歐盟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大量轉移到東亞和東南亞，而在歐盟內部，統一貨幣和統一市場大大增強了德國的產業競爭力，德國不斷吸納周邊國家的經濟資源。

最后，一系列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歷的混亂的“轉型”，往往伴隨著一些吸納大量就業人口的產業的衰敗。以上種種因素帶來的結果是，無論是在西歐還是中東歐，都出現諸多制造業中心的衰落和產業工人數量的不斷下降，這進一步產生兩個政治結果：其一是原本以產業工人為基礎的一系列傳統左翼政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流失；其二是因產業移出而衰落的地區出現人口流失，大量缺乏發展機會的青年不斷從家鄉前往歐盟的全球化核心獲益區尋找機會，當地民眾中出現了某種“相對剝奪感 ”。如果沒有某種利益補償機制，這種“相對剝奪感 ”只會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