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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是否遇到過電視臺歪曲我的話，或斷章取義，我當然遇到過。他們大概有三種做法：

一是用各種各樣的問題對你進行轟炸式圍剿，讓你在回答中不知不覺就跟著他們的調子走，最終使你的正常回復變成似乎你贊同他們的說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強調中國是“一黨專制”，所以任何執政行為都是為一黨利益，所以是反人民、反民主的。

有一次我應邀在電視節目上與法國共產黨總統候選人羅貝爾·于和綠黨總統候選人諾埃爾·馬梅爾（Noèl Mamère）一起辯論。主持人問馬梅爾，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建設的三峽大壩”，馬梅爾說中國的三峽大壩是反自然的，因而是反人類的，是錯誤的。我問，你多年來沒有去過中國，從來沒有現場考察過三峽大壩，你的斷言是否太主觀了？馬梅爾勃然大怒，立即就說，中共是專制獨裁的黨，怎么會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主持人是著名記者克莉斯蒂娜·奧克萊娜（Christine Ockrent），她立即接過話頭說，馬梅爾無法去中國是因為中國不給他簽證，但這不影響他對三峽大壩做出評判。她接著說，我相信我們的中國記者朋友也會同意，中國是“一黨獨裁”這一事實的……這就是典型的把話題轉到批判中國、并且歪曲我的話的原意一個例子[1]。

二是只讓你回答“是”或“否”，不讓你進行必要的解釋，進而扭曲你的話意。我曾經有一次被問：西藏是一個與中國有著不同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的“國家”，是嗎？你就用“是”還是“否”來回答。我是無法回答的。回答“是”，那就是承認西藏是一個“國家”；回答“否”，那就是否認西藏文化特殊性，就是“文化種族滅絕”。我當時的回答是：“是”或“否”一個字無法回答這個如此復雜的問題！對方一看我不入圈套，便立即轉移話題，問其他人去了。

三是最典型的做法，當然就是打斷我的話，不讓我說下去。有一次我在談到中國正面的話題時，主持人又打斷了我的話。這時，我將一句事先我就已經想好的話拋了出來。我說：你們請我來，不是請一位被告來聽取他的審判書的吧？如果不是的話，那就應該讓我把話說完。這句話對電視觀眾的沖擊非常之大，引起他們的強烈共鳴。事后他們紛紛在電視臺留言，大多都是指責電視臺請我來又不讓我說話的。結果該電視臺在剛剛邀請我僅十來天就又邀請我一次，我問為什么，他們坦承，讓“被告說話呀”，否則他們壓力太大……

不過，電視節目的主導權還是在電視臺手里，在主持人手里，這是沒有疑問的。只是，我們能夠打出一些擦邊球、旋轉球，讓觀眾在意外中接收到一些他們不了解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這是一個技巧問題，也是一個經驗問題。

總之，與西方媒體記者進行辯論，不是一種正常的辯論，而是一種特殊的辯論。我不是讓你去做詭辯，但你一定要懂得詭辯的道理，要懂得真理并非簡單的闡述就可以讓人明白的。你一定要學會真正意義上的“說話”，才能去參加辯論。

觀察者網：受媒體和政客的影響，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印象非常刻板和負面。您在向西方人解釋中國發展、中國現狀，澄清西方對中國的一些謠言、抹黑時，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鄭若麟：最大的困難，當然還是如何打掉他們頭腦中對中國固有的、錯誤的、“政治正確”但卻不符合事實的那些觀念；這些觀念往往是西方媒體、漢學家和一些反對自己國家的中國人灌輸給他們的。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每個西方人都有機會到中國來親眼看一看這個國家。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還是通過媒體、書籍和電影等媒介；以及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和流亡海外的某些華人的聲音。由于這些媒介在談及中國時幾乎都離不開“一黨專制、非選舉體制、新聞不自由、沒有三權分立……”等等，這些觀念也就成為與中國形影不離的“政治正確”的固有觀念。這些觀念往往對中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傾向，因為其出發點往往都是西方的理念，而西方的理念中很多東西是與東方不同的。

所以，有意識地在辯論中盡可能有針對性地用話語來消除西方民眾頭腦中有關中國的固有的、錯誤的、“政治正確”但卻不符合事實的觀念，是我們在辯論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有效技巧。這也是我的經驗之談。

觀察者網：但也要承認，西方學界和媒體的解釋能力很強，我們現在使用的對世界格局、國際秩序的理論解釋，幾乎都出自西方學者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突破西方的話語權似乎很難。現在基本是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下解釋中國，這樣至少對方聽得懂。一種認為應該另起爐灶用中國思維提出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沒有必要迎合西方。您對此怎么看？

鄭若麟：能夠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思考已經開始走向深層次，這是好事。事實上，西方的話語體系確實非常強大，而且已經形成一整套能夠自圓其說的體系，我們要另起爐灶、另創一套話語體系來談論中國確實很困難。

比如西方話語體系中的“三權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而從東方的話語體系看，真正的三權分立在于“資本、政權與媒體”；也正是由于對資本和媒體這兩大權力維護的實質上是資本的利益，且進而為資本的利益而主導政權的產生、限制政權的權力，最終導致西方社會資本的絕對壟斷性質、且絕對維護資本本身利益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要限制媒體和資本權力的原因。

當然，我們應該如何使得政權本身不產生權力過度膨脹，特別是如何通過對自身組織的監督，以限制其濫用權力、導致腐敗，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體制；但從本質上而言，只有中國這樣的體制才有可能將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減貧、脫貧，使國家最大部分的民眾都改善生活。這種話語體系在西方完全不存在，你與他去談論這些內容，他們也完全不能夠理解。怎么辦？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我們必須非常深入地去研究它。

我個人認為有一個捷徑可循：那就是邀請客觀、中立的外國觀察家們來中國，請他們來說出中國的真相。最近國內都在報道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所撰寫的《新疆維吾爾謊言的終結》一書，這本書現在在法國正產生重要影響，對西方媒體的沖擊是非常大的。這就是一個非常了解西方話語體系的人，用不同于西方話語體系、同時西方讀者又能夠接受的話語，來討論中國問題的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可惜的是這本書還沒有翻譯成英語等其他語言在其他國家出版。如果可以的話，我愿意用最短的速度，將維瓦斯的這本書翻譯成英、西、德、日等各種語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出版；而且我們給維瓦斯最高的非虛構類書籍的獎，使他的書和觀點能夠影響最多的世界讀者。我實在是不懂我們為什么不這么做？

當然，最終我們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整套體系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實際上就在做這樣的事。我參與主持的福建省電視臺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也是在利用中國思維提出中國概念、中國理論。我相信，再有三、五年，中國與西方的理論便會出現真正的對峙，屆時我們就便可以看出，誰的理論更能夠吸引世界輿論。

觀察者網：現在我們的外交風格現在變化很大，更多了主動出擊。這種風格的轉變對于中國媒體人、學者在和西方交流辯論時，有什么利弊影響？從您的角度看，外交人員、學者和媒體，三者該如何打好組合拳，講好中國故事？

鄭若麟：從總體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國媒體人、學者中有很多都憋了一股氣，想與西方輿論較量一番。因為我們相信真相、真理是在我們一邊。中國外交過去一直是以韜光養晦為主，基本上是“罵不還口”。但我們今天都看到了，輿論戰中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復、重復、重復，重復就是真理。謊言重復一千遍就真的成“真理”了！我們要恢復歷史的真相，就必須打，而且必須要打贏這場輿論戰。

我在法國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對此深有體會。法國媒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中國總體上采取一種蔑視的態度，基本上是以負面報道為主的。有人說，西方新聞不就是以負面新聞為主嗎？不是的。我做過統計，對法國的新聞，法國媒體還是基本正面為主。有的國家，比如英國王室，基本上找不到負面報道的例子。對有的人物，如奧巴馬、達賴，也同樣。為什么？這就要問那個隱身幕后的世界統治集團了。長年累月對中國的負面報道，久而久之，中國在西方民眾的頭腦里就被洗成負面形象了。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以及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要迎接這場輿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