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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就是力量”

問：您曾提過規則就是生產力。中國在新一輪開放中如何從規則上爭取話語權，您有什么建議嗎？

鄭永年：互聯網大公司集中在中美兩國，歐洲沒有一家好的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歐美都有自己的互聯網規則，而我們中國的互聯網規則只適用于我們內部，走不出去。這是為什么？因為歐洲善于把市場轉化成規則；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互相開放，所有的量整合成一個規則；而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互聯網公司就像一個個土豆，互不關聯。所以，我們要解放思想，改革一下就可以把巨大的量轉化為規則制定權。

當然，規則是要通行的，而通行就是要適合各個國家。正所謂“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我們現在制定國際規則，就跟西方不一樣，它們以前就是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我們是“有事情大家商量著辦”。

此外，人才非常重要。目前我們既要培養自己的懂國際事務的人才，也要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培養國際人才，這是中國責任的一部分。雖然中國各個校園已有不少外國留學生，但量還是太少。

問：那您認為目前我們的外宣格局，依然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鄭永年：對于外宣，我覺得一定要避免“我就是世界”的感覺。美國現在出了很多問題，美國很多國會議員連護照都沒有，就是因為他們把美國看成是世界。我們要爭取國際話語權，但絕對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虛心地去了解世界。

另外，論通信的手段技術，中國不比BBC、CNN等國外媒體差，但在話語權上為什么落后？背后是知識體系。我一直在強調媒體要有力量，背后一定要有知識體系。沒有知識體系的支撐，媒體就只有一套技術表達方式了。

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建立了知識體系后，一直在推廣西方的價值觀；我們如果真的要解讀中國，樹立中國的國際觀和國際形象的話，我們也要有一點西方以前的傳教士精神，要不怕苦，要做得細，要真正地從人心出發。

也因此，當西方用意識形態妖魔化我們的時候，我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不要互相妖魔化；我們要回歸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踏踏實實地擺事實講道理。不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西方少數人恨不得我們整天對罵，這正中他們下懷。

采訪現場

問：習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斗，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在中外民眾意識形態鴻溝巨大的現狀下，您認為我們的突破點在哪里？

鄭永年：我覺得突破點還是三個回歸。我們的實踐故事本身就很好，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眾多數據，隨便拿一個出來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跡，這是基本事實。問題是，我們要怎樣根據這些基本事實來解讀共產黨、解讀馬克思主義。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要思考的。

對于馬克思主義，老實說，我們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院、人數是最多的，但是有多少原創性的東西？從毛澤東這一代到習近平的新時代，我們強調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要講通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可行，首先要講清我們如何切實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我們大量的研究。作為學者，我覺得不要總是重復總書記講過的話，而是要把他提到的原則、方向再細化，這需要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講清楚。

像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就是美國建國時的那些領袖的思想合集，你去看看美國學界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時間來研究。我們現在的一些工作還是太簡單了。很遺憾，很多把毛澤東思想解讀好的著作還是西方人寫的，再比如研究鄧小平，我們不能忽視傅高義的書。

所以我覺得近代以來，我們的知識分子還是需要反思，老是用人家的概念理論，沒有原創性的東西。如果你是應用型的，人家就不care——西方人一看，這是我的理論、我的方法，你只是做了案例研究，他就不感興趣了。可以說，原創就是力量。如果中國建立不起自己的社會科學的話，就難有說服力。

所以我一直在講，讀懂中國是一項偉大的事業，而核心問題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基于中國實踐、基于中國經驗、能解釋中國現象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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