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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永年】

在今年的論壇上，各國領導人除了表達對俄烏戰爭的遺憾，也表達了對全球供應鏈紊亂、供應鏈與貿易鏈政治化、世界經濟總體惡化趨勢的深度憂慮。俄烏戰爭仍在繼續，而世界經濟增長進入疲態，無論是各國領袖還是國際組織都非常擔心“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和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福田康夫在論壇上甚至沒有討論疫情，而是表達了對俄烏戰爭帶來的次生問題的深度關切。

表面上看起來，俄烏戰爭影響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但實際上，美國和歐洲國家也以不同方式卷入其中，處于大國博弈邊緣的小國更是深受其害。客觀地看，小國對危機的承受能力低，并且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小，因此，亞洲和中東的一些小國就表示了對俄烏戰爭的擔憂，希望大國能在解決戰爭問題上多承擔一些責任。

但令人遺憾的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除了中國較為穩定之外，大部分國家或處于不穩定狀態，或是能力不足。美、俄兩國正在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英國剛從歐盟脫離；而法國正面臨著總統大選。俄烏戰爭發生以來，法國總統馬克龍盡管多次調停，仍顯得力不從心。整體來看，世界正處于亂局之中。

世界之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打擊；二是俄烏戰爭對世界格局造成沖擊；三是特朗普時期開啟的由美國主導的“逆全球化”趨勢。

烏克蘭尋求避難的平民（新華社圖）

世界秩序進入亂局

在經濟方面，新冠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紊亂。疫情影響的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變化，還深刻影響了全球的貿易體系——國家間和各國家內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包括中國在內，疫情對大部分國家的中小型和微型企業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俄烏戰爭更是雪上加霜，強化了這個趨勢。

在國際安全方面，國際秩序出現了“再封建化”的現象。這次俄烏戰爭就表現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已經基本不起作用。在聯合國體系內，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受到很多國家的譴責。但冷戰后，美國就開始拋棄聯合國體系搞單邊主義， “9·11”事件的反恐行動后，美國更是奉行單邊主義，聯合國對美國早已沒有制約能力。

實際上，蘇聯集團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上升到了一霸超強的地位，此后，美國基本上就凌駕于聯合國之上了。

在前南斯拉夫戰爭事件中，美國動用的就是北約的力量，而不是通過聯合國的機制解決爭端。在反恐問題上，由美國小布什組織的collation of willing（多國部隊），通過制造敵我矛盾，脅迫他國要么跟美國站在一起，要么與美國為敵。如今的俄烏局勢也如當年一樣。聯合國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只是一套規則，在成員國都不接受規則的情況下，盡管聯合國還存在著，卻已經失去了讓成員國接受規則的能力，也失去了協調大國行為的能力。

國際秩序的“再封建化”還帶有“安全碎片化”的特征，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求自保都想直接或間接地增強軍事能力。如白俄羅斯修改憲法意圖擁核，芬蘭和瑞士申請加入北約，日本、韓國想與美國實現核共享。當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體系不能為成員國提供安全的情況下，國家必須走向自保。

在逆全球化問題上，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就以“美國優先”為由開始了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伙伴進行“脫鉤”的行動，也逐漸從國際組織中“退群”。盡管拜登上臺以后不像特朗普那樣大肆破壞美國的外交關系，但實際上也是在繼續推動“逆全球化”，組建以美國領頭的所謂的“value based bloc”（基于價值的集團），繼續促使中美脫鉤。

無論是新冠疫情、俄烏戰爭還是逆全球化，美國在這些議題上都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走向“兩極化”。簡單來說就是利用俄烏戰爭將中國和俄羅斯綁架一起，塑造所謂的“中-俄軸心論”；用意識形態來定義中美關系，掀起所謂的“民主與專制”、“文明與野蠻”間的競爭。

過去40年很多國家都感受到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國際秩序的民主化，但如今這種進步的現象越來越少，愚昧、野蠻和暴力逐漸占據了上風。戰爭從本質上說，就是野蠻的行為，因為沒有“文明”的戰爭，戰爭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野蠻和暴力的。野蠻和暴力不僅表現在國與國之間，更表現在各個社會內部，如英美等國的民粹主義崛起，造成了對少數族群的不公平待遇。

目前，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看，都出現了亂世現象。全球化雖然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各個國家內部越來越分化，社會財富差距越來越大，中產階級的占比也越來越小。

民粹主義的崛起使近代以來的文明進步觀和道德價值體系崩塌了。過去尼采說“上帝已死”，現在再次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基于進步之上的道德體系再次解體。各個國家各自為政，國家內部的社會群體也各自為政，疊加社交媒體的放大影響，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內部秩序都呈現出碎片化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