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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亂的根源：逆全球化、國際安全體系倒塌及現代性的喪失

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包括菲律賓和哈薩克斯坦等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均表示出對現今亂局的無奈和擔憂——尤其是擔心美國將貿易武器化，將經濟合作政治化。如果美國將任何事情都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利益，還將損害所有國家的利益，當然也包括美國本身的利益。

簡單地說，世界之亂是因為大國失去了提供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因為有效的國際治理需要各大國提供足夠的公共品。因此，當大國各自為政，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產品時，世界就會倒退回割據狀態。過去不管是全球化還是國際安全，其本質都是公共產品。

此外，各國對現代性的追求，也是和全球化相向而行的。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還是其他主義，過去四十多年，大家的共同目標都是追求現代性，而“追求現代性”這樣的共同目標，其實也是一種公共品。失去提供公共品的大國里，美國尤為典型，它不僅已經沒有能力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甚至沒有表現出意愿來繼續支持其盟友，做出例如“退群”之類的舉動。

更糟糕的是，全球范圍內正在產生更多的international public ‘bad’（壞的公共品），具體表現在環境和安全危機上。如博鰲論壇上，就有人提出對于塑料過量使用使得海洋生物大量死亡的擔憂。這些緊迫的危機還包括新冠病毒、能源短缺、糧食危機、核擴散等等。假如沒有大國提供好的公共產品，這些危機會愈發深重。

4月23日，阿富汗民眾在喀布爾領取中國援助的糧食。新華社發（塞夫拉赫曼·薩菲攝）

顯然，危機來臨時小國將首當其沖——大國如俄羅斯，畢竟其國土面積大，即便發生戰爭，但還是保持著韌性；小國如烏克蘭，就只能依靠西方國家的力量支撐。因此，小國在危機面前非常脆弱，即便美國給烏克蘭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其目的還是為了讓烏克蘭代替西方與俄羅斯對抗。

盡管俄羅斯和美國迄今還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但“代理人戰爭”這個過程也表現為大國對抗。不僅好的國際公共品無從談起，更產生著越來越多的壞的國際公共品。

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問題上，其他國家更是力不從心。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協調了好幾次談判，但當土耳其認為談判取得進展的時候，歐盟外長卻在會后認為談判陷入僵局。這說明有些歐洲國家不想結束戰爭。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則直接點明，歐盟想通過烏克蘭戰爭拖垮俄羅斯，因此北約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作為代理人作長期對抗。

全球化到來之前，各個國家相對孤立，自給自足的程度比較高，人們無需擔心一國內部所發生的問題。但是，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一體化時，某國或某區域的內部危機就會即刻國際化，使得國際秩序的危機更加深刻。

應當承認，二戰以后，美國領導的西方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全球化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資本和技術驅動的。

如果沒有美國的里根革命和英國的撒切爾革命，世界很難出現今天人們所見的全球化。從這個角度看，也正是西方的資本和技術擴散到世界其它地區，才讓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也從全球化過程中受益。

全球化的過程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美國把低端技術轉移到中國，積累了財富的同時又提升了國內的技術水平。中美兩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是非常互補的。但是美國內部的問題在于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社會撕裂、民粹主義盛行。

蘇聯解體以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改革并沒有有效地推進。美國和西方國家已逐漸無法提供如此龐大的國際公共產品，而當中國有能力去提供部分國際公共產品時，卻又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排斥。

換言之，當中國、印度等金磚國家崛起的時候，西方國家還是牢牢把持著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公共產品，拒絕新興國家以非西方的方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不愿與新興國家分享國際領導權力，從而導致了國際公共品供給不足。這進一步說明，新興國家在世界秩序中還是扮演著邊緣的角色。

中國如何應對世界亂局？

一方面好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另一方面壞的國際公共品急劇增多，導致了全球危機越來越深重。那么，中國怎么辦？

首先，中國要承擔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不能放棄和平與發展的路線。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講的，“越是困難時刻,越要堅定信心,越要沉著勇毅”。就是說，中國要有責任感。我們是世界上一面獨立的旗幟，不能簡單地跟著西方走，也不能簡單地跟著任何一個大國走；我們既不是美國，也不是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