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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初的臺灣大選，蔡英文大勝朱立倫308萬票，得票率達到56%，而且民進黨也贏得68席“立法委員”，成為臺灣第一大黨。這一幕如同重演八年前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勝選：2008年，馬英九得票率高達58%，國民黨贏得了77席“立委”席次。雖然本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66%，為臺灣地區自有領導人直選以來的最低投票率，但也反映出臺灣社會普遍的民心思變的動向。從2008年到2016年，臺灣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引發民意的重大變動，并通過直接選舉機制體現為政黨輪替的實現與政治周期的循環。這一幕恍若一個巨大的政治摩天輪，在不停的運轉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

幾十年來，政治學界對拉美和東歐的民粹主義的研究發現，在貧富嚴重分化且中產階級薄弱的社會，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往往使占多數的下層選民寄希望于左翼政治領袖；而一旦結構化的經濟社會問題短期內難以化解時，則社會潮流常常會大幅轉向，換黨換人遂成為常態。這種社會心態的鐘擺變動及其促成的政治周期的理論，在今天已邁入發達社會且中產階級規模龐大的臺灣卻成為了現實，著實為政治經濟實踐和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很多挑戰性的新問題。如今，蔡英文率領民進黨的中生代精英，依靠這個摩天巨輪般的政治周期攀上了臺灣的政治頂峰，但是，她能否安全地走下這個摩天輪，還是未定之數。

一、臺灣的結構性經濟社會問題與政治周期

今天，從中國大陸隔海望去，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已成“中等強國”的第一旗手，一時引領風騷。新加坡的超級自由港地位依然堅固，經濟表現仍然出色。只有臺灣和香港，過度的政治化沖擊了經濟增長績效，“黃金年代”一去不返，“臺灣經驗”恍如明日黃花。

臺灣經濟歷經四十年左右的持續高速增長后，自1990年代末期至今陷入了一個明顯的波動期（而非簡單的停滯或者下滑）：經濟短期增長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復蘇，但又往往反復變動（參見圖1）。這與臺灣自19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自由化、民營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緊密相關。這是這個淺碟型開放經濟體受快速變動的全球經濟形勢沖擊的結果。要不是近年來不斷壯大的兩岸經貿聯系為臺灣注入巨額入差的話，臺灣很難會有多次短暫的復蘇。

經濟波動擴大了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和階層分化。近年來，不管按十等分還是五等分，臺灣家庭的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臺灣在工業化時期沒有階級固化的弊病，但是隨著二十多年來服務業的發展和產業內部生產率差異的擴大，階級意識逐漸抬頭。在經濟波動的年代，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臺灣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發展成高收入群體，另一部分則掉到工農階級和弱勢群體的隊伍里。這種社會分化說明：近年來臺灣流行的階級話語體系，是階級分化和政黨競爭下被建構的產物。從“反馬”與“恐中”情緒在階級話語中的發酵可以看出，臺灣的內部公共政策問題和兩岸關系問題都被卷入這個建構過程之中。

圖1：1990-2014年臺灣經濟增長和景氣對策信號（數據來源：臺灣“行政院主計總處”）

與此同時，政治民主化對行政體系和文官群體產生沖擊，發展型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削弱。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當臺灣的經濟波動不斷減幅直到失去動能、且社會分化日益固化的時候，一種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現：黨派精英們想方設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財政收支能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認同分化的多重制約，公共政策左右為難，往往“順了姑情逆了嫂意”，難以滿足的大眾就會改變政黨偏好，拋棄一個政治明星，捧起另一個政治明星。這是一種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和整體福利擴張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認同矛盾則損耗愈重，沒有贏家，都是輸家。

在經濟-社會問題集中爆發的年代，普通民眾對政治領導精英的要求變得極高。馬英九除了領導力薄弱的問題之外，在證所稅、油電漲價、軍公教優待、基層權益保障等內政問題上一再失策，造成執政公信力的嚴重下滑。同時，由馬英九和王金平的政爭引發的執政精英矛盾造成黨內不安。而此后國民黨中央的“換柱”行為，以及不分區“立委”名單對派系因素和個人私利的考慮等問題，不僅讓國民黨普通黨員灰心喪志，也讓中間選民失望透頂。可以說，在結構化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影響下，執政能力和政黨內斗加速了國民黨組織的衰敗和最終下臺。

二、結構性問題對民進黨的挑戰

臺灣政治的鐘擺經過八年的周期擺動，雖然背景圖由“藍天”換成了“綠地”，但是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日趨嚴重。蔡英文和民進黨今日的勝選，說明臺灣選民寄予其極大的希望。不過，蔡英文本人過去的資歷并沒有證明她有杰出的領導能力和重要政績，民進黨在過去八年間給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反對和抗議，對臺灣政治進步乏善可陳。現在，蔡英文和民進黨不得不承受國民黨執政八年所留下的經濟社會低迷局面，壓力極大，可以說一開始就深陷結構性的困境之中。

首先，在大陸連續發出堅持“九二共識”的強音之后，在兩岸關系上如何“維持現狀”就成為蔡英文的沉重包袱。“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從過去的表現來看，民進黨和蔡英文本人的國家認同觀與此有著極大的差距。如果不認同“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八年來兩岸經濟社會文教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就沒有政治基礎，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就講成為騙選票的政治謊言。蔡英文在選舉期間以“維持（兩岸關系）現狀”、遵循“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承受“兩岸交流既有成果”、依據“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等論述來回應各方質疑，對兩岸關系議題采取了回避和淡化的策略。同時，由于大陸的克制，臺灣民眾也沒有真切感受到兩岸關系的危機。因此，兩岸議題并沒有成為此次臺灣選戰的主軸。不過，蔡英文當選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論述已不足以應對具體而迫切的兩岸事務，兩岸都在注視她對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的態度以及政策主張。可以說，大陸與民進黨在兩岸關系的本質問題上的認知落差，造就了蔡英文執政的第一個困境。這種不確定的兩岸關系，與八年前馬英九當選的情形相比有明顯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