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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鐘雪萍】

無需贅述2022年6月24日發生了什么。也不難想象，即刻和不久的將來，對居住在美國半數以上州的千百萬女性，會帶來怎樣的人生挑戰、變化和遭遇。

如何辨識從1973年到2022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反向命運？

對美國最高法院的這一裁定，已經有了很多解讀。但是，無論怎樣解讀，告訴我們的是，其法律的制定和解釋，本質上都是政治的。在持槍、墮胎、選舉（包括誰可以隱姓埋名提供選舉資金）、政教分離等重大“權利”項上，長期存在的所謂“賦權”和奪權，完全基于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掌握在誰手里。即使在資產階級法權內部，政治競爭也可以走向白熱化。

回想剛到美國留學，就在電影、媒體、課堂和學術討論中了解到，美國女性在墮胎非法的年代里（自19世紀早期，至20世紀70年代），如何不得不通過各種途徑，有錢的出國，沒錢的冒著喪生的危險，找地下墮胎甚至自己想辦法，不少人因此而喪生。

一方面，因此了解到內在其中的文化和社會勢力之強大，以至于自1812年起就開始有部分州政府立法禁止墮胎，直到1973年最高法院的裁決。還了解到那些強大的反對勢力，不僅從未消失或者改變主張，還有著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另一方面，在跟同學、教授、以及以后的同事日常交往中，感覺到的則是，1973年以后，美國婦女已經不必再擔心，完全可以“我的身體我做主”。

在比較文學系讀研的五年當中，作為英語系的助教，給大二學生上英美文學課，專門指定的教材之一便是《使女》(The Handmaids’ Tale)，以及據其改編的電影。

1990年《使女》電影海報

《使女》是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出版的小說。故事發生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某個不遠的將來。一個白人至上的極權宗教組織推翻美利堅共和國，建立名為Republic of Gilead的國家。故事內容主要關于女性如何在這個“惡托邦”里被重新組合。年輕有生育能力的，成為“使女”，專門為男性長官懷孕產子。不育或超過生育期的女性，則大多被發配做苦力或仆人。

無疑，《使女》的“未來惡托邦”是一種警告，可以說是自由派主流通過大學教育進行的一種認識上的動員。但大概直到特朗普上臺之前，大多數自由派精英，沒有覺得《使女》所警告的，會離現實越來越近。

因此，如果借用當今國人熟悉的“讓子彈飛一會兒”，那么這一次，恐怕首先要明白的是，這顆“子彈”并非2022年6月的某一天才出膛。它早就飛了很久，而且會繼續飛。只是這一次“飛”到了明處，逼迫那些長期不愿直面，也不知道如何直面的人們，不得不面對。

基于男女二元對立的女權主義角度，無法全方位認識美國墮胎權和反墮胎之間長期的斗爭。1973年，清一色男性（八位白人、一位黑人）組成的最高法院裁定，憲法賦予女性墮胎權，屬于“隱私權”的一部分。而將近五十年后的2022年，含有一位黑人和一位女性的五位大法官（最高法院主法官Roberts，并不同意推翻此案），裁定如此理解憲法完全錯誤，因為憲法并無此意，即，女性的墮胎權不內在于18世紀末【由一群白人男性制定】出臺的憲法中。

1973年的男性大法官們，以7比2裁定羅訴韋德案，圖片來源：美國最高法院

如今“更多元化”的大法官，圖片來源：美國最高法院

另外，盡管有各種保守團體的男性引導，反墮胎人群一直有大量女性參與，是這一運動的中堅力量。還有很多少數族裔參與其中。在一年一度的“pro-life”游行隊伍里，隨處可見。這一次最高法院的“奪權”，激動地流下熱淚的也是她們。這些看似也很“彩虹”斑斕的組合，不是也蠻符合美國自由主義政治話語的“正確”？

相對而言，最近這幾十年里，除了“Planned Parenthood”（20世紀初由女性發起的計劃生育組織，一百多年至今，在美國有幾百所為女性生育服務的醫療機構），因其所屬的一些醫療機構長期受到騷擾，偶爾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以外，那些曾經爭取墮胎權和女性權益的組織，很少讓人感覺到她們的存在。都去哪了？

再者，過去的五十年，西方女權主義話語一度方興未艾，四海傳播，甚至還能成為美國女性自由主義鷹派對外宣戰的理由之一。為什么作為強權政治的政治正確，到頭來卻連其自認為屬于婦女的一項基本權利都保不住？

也許問題的關鍵是，自以為得到的權利，并無牢固的根基。自以為周全的理論，與現實脫節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