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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中國外交部8月24日宣布，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邀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將于8月27日至29日訪華，舉行新一輪中美戰略溝通。值得提醒的是，這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隔八年再次訪華，也是沙利文在國安事務助理任內首次訪華。

作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的職責是為美國總統在國家安全方面提供解決方案，制定和執行政策，是影響總統決策的關鍵人物。但看看眼下美國在國際戰略方面的捉襟見肘，很難說沙利文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別的不說，就拿以色列來說，早就不聽美國的命令了，拜登甚至在電話里對內塔尼亞胡破口大罵。中東局勢搞成這樣，不知道這時候拜登會不會想起一年之前，沙利文曾經自信宣稱，“中東地區二十年來從未如此平靜。”然后沒過幾天，阿克薩洪水就攪亂了美國人的中東規劃，甚至波及了美國國內政治，最終給拜登半截入土的連任前景添了一鏟子土。

當年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拜登團隊還能甩鍋給特朗普，說是他們只是給特朗普收拾殘局，雷都是前任埋的。這次中東局勢爆炸，他們就真沒鍋可甩了。布林肯和沙利文這些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參與治國理政的資深人士，其表現說到底跟他們鄙視的特朗普時期的那些草臺班子，也沒本質區別。

很多人對于美國“國師”的認知，可能還停留在喬治·凱南和基辛格那代人，覺得美國外交團隊一定都是國際戰略大師。所以也有人會想，以前美國多少還有些像樣的戰略大師，怎么現在就只有沙利文這種平庸之輩了？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拋去濾鏡，所謂的美國外交團隊本來就是這種水平。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正經學到什么東西，在工作中也沒練出什么東西，不學不練自然就不會。

“大師”們都學些什么？

說到這些美國“國師”們都學了些什么，作為一個在美國拿了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還是稍微有點發言權的。

先說沙利文，他是個標準的科班出身的外交官僚，在耶魯讀的政治學本科，又去牛津拿了個碩士學位。雖然他還是跟大部分美國政客官僚一樣，先去做了法律工作才被拉進了政壇，但至少他是受了正經的相關教育。

沙利文是1998年從耶魯畢業，2000年從牛津畢業。那個時代的美國國關教科書、國關教程以及所謂的經典書目，跟我2015年在匹茲堡大學學習的東西，其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冷戰之后“歷史終結論”的產物。

你可能會以為美國“國師”們在學校里學的，應該都是喬治·凱南或基辛格這些人搞的大國戰略，研究美國如何才能提升國力與其他國家競爭。但現實是，這些所謂的“地緣政治”、“國家戰略”，只占課程的一小部分，剩下絕大部分課程是留給國際組織、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些東西的。當代國關最熱門的話題是“人權”和“環保”這類，而不是“戰爭”和“國家”。

喬治·凱南和基辛格

至于國際關系中所必備的歷史、地理以及各國國別研究，那更是下水道中的下水道。當初我們系研究俄羅斯的老教授退休前最后開了一學期俄羅斯研究的課，結果系里就我一個人報名了。有個同學還詫異地問我，“啊？現在還有人關心這個話題嗎？”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對冷戰后相信歷史已經終結的美國人來說，這個世界上的大問題已經都解決了，剩下的都是小修小補和唱贊歌了。對于那個時代的國關學生來說，他們的任務不再是幫助美國贏得大國競爭，因為大國競爭不存在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將萬世永存。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國關人只需要為美國和盟友協調一些小矛盾，幫助美國鎮壓一些不聽話的小國，管理一些治安戰級別的地區沖突，給美國的一切行為尋找所謂的“合法性”。

比如我隨手找了個2017年耶魯大學國際關系導論這門課的課程介紹，里面是這么描述的：

“我們將覆蓋每個國關學派主要理論對世界政治的基本認知，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和過程，1945年以來有利于大國和平的原因（核武、全球化、民主化、國際制度、對合法使用武力的規范演變），以及當今世界政治的關鍵爭論，包括：南北差異；邊緣地區戰爭、占領以及反叛亂；核擴散的原因和結果；民主的傳播和對世界政治的影響；中東的演變和阿拉伯之春；歐盟的未來；以及內戰的進化。課程結尾我們將對未來幾十年世界政治的主要挑戰進行前瞻分析，比如中國的崛起和氣候變化……”

反過來講，那些強調“國家利益”和“硬實力”、被稱為“現實主義”的理論，那些認為國際社會是永恒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因而需要思考大國競爭的人士，在冷戰后的美國國關學界和政界，經常是處于弱勢的。

得勢的是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鼓吹美國不是靠霸權，而是以德服人，建立起了萬邦歸順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霸權總有衰落的一天，但美國的秩序是特殊的、永恒的。所以那個年代，就連現實主義者，都得諂媚地說美國的霸權不一樣，美國的霸權是歷史上前所未有“仁慈”的，因而也會成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永恒。

美國人之所以沉迷意識形態斗爭，做出無數看起來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毫無國家利益可言的事情，是因為他們如同教徒一般，相信冷戰的勝利來自于他們對意識形態的虔誠，而不是來自于物質層面的追求。

所以如果你看到美國“國師”們看起來對各國一無所知，對歷史地理毫無概念，這很正常，因為他們這個年代的人在潛意識里就覺得這些事情不重要。在冷戰結束的年代，主流的觀點是認為全世界都會變成美國，在文化上學習美國，在政治上順從美國，在經濟上服從美國，這是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我即世界，那為什么要關心別的國家？如果你看到這套邏輯在當代中國都有那么多人信，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在美國有多少代人被這樣的思想影響。

在沙利文上學的年代，美國還沒經歷9·11，這套歷史終結論是無可置疑的，他們學到的和他們所信的、所做的是一致的。但是到我去美國上學的年代，情況就稍有不同了。雖然我們學還是自由主義那一套美國永遠站在道德高地的理論，但是美國同學自己也清楚美國維持秩序靠的是“dirty work”，知道國際關系不是在餐桌旁就是在菜單上。

于是一談到人權和國際法，大家就不得不精神分裂，一邊承認美國到處侵犯人權和國際法，一邊又認為各國都要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有一次我問一個美國同學，美國自己侵犯人權怎么辦呢，誰來制衡呢？他憋了半天然后說，還是有的，比如美國一侵犯人權，中國就會出白皮書然后在聯合國上罵美國……

所以幽默的就是，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基辛格在美國的名聲非常差，因為他讓美國在越戰中越陷越深，推動了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顛覆活動，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認為這太不道德太不講人權了。但是一談到美國在冷戰后以人權為名的顛覆活動，大家又不說話了。

如果所謂的“國際戰略大師”是被批判的對象，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培養出下一代國際戰略大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