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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們都做些什么？

當然，有人要說了，你學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大師得靠實踐歷練。但是這對于美國新一代國關人就更沒譜了。

比如你看沙利文的履歷，他畢業之后根本沒有去搞國關，而是先去耶魯做了法學人上人。法學畢業之后，沙利文再去從事了一圈法學相關工作，最后給議員做顧問，因此認識了希拉里。搭上希拉里這條線之后，沙利文先是給民主黨做了競選顧問，因為希拉里做了國務卿，他才跟著老板開始做回了國關老本行，并在隨后成了時任副總統拜登的顧問。

所以跟絕大部分當代美國官僚政客一樣，沙利文之所以在現在這個位置，根本上不是因為他的業務能力，而是因為他的政治能力，因為他跟對了老板也知道怎么跟老板。至于沙利文在拜登任期前的外交歷練，只能說他花在旋轉門上給別的公司做顧問的時間更長一些。即便沙利文號稱擅長處理中東問題，但他壓根就沒在中東長期派駐過，只不過是參與了伊核協定蹭了個成績罷了。

而且說到底，學界的不靠譜是一定會影響政界的，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一方面，對國際事務一無所知的職業政客們，他們想要了解這世界發生了什么，自然只能是尋求所謂的專業人士的意見。而這些專業人士的素養如果參差不齊，自然會反饋到政界，影響他們的認知。

比如希拉里郵件門的時候，從暴露出來的郵件中可以看到，她天天在郵件里面推薦和被推薦的閱讀內容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無非都是她在主流媒體上看到的那些由學者和專欄作家寫出來的東西。而且顯然她也沒什么鑒別能力，有些她推薦的“Good Piece”“Must Read”跟你能看到的自媒體“深度好文”沒什么本質區別。

有意思的是，2011年沙利文在郵件里給希拉里分享了一篇紐約時報的評論，評論題目是“美國例外論”的衰退，沙利文轉發的時候說：“你得為這個做點什么！”2016年的時候希拉里確實做到了，雖然是反方向的

另一方面，美國在冷戰之后的那種歷史終結論心態是全方位的，從上到下的。國關學界對大國競爭的忽視和對當前秩序的無限自信，反映的自然是包括政界在內的全社會普遍心態。

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冷戰時期很多美國人是真的相信他們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斗爭，自然會更有動力去研究如何在斗爭中獲勝。而對于冷戰后期成長起來的這幾代人來說，他們活在美國看似統治全世界的環境里，自然沒有什么心思去想那些有的沒的。

你當然會看到美國人談論競爭談論戰略談論一切，但是他們的一切認知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就是“美國沒有對手”，過去、現在、未來都沒有。而如果沒有對手，那么任何戰略的討論都只能是過家家的智識游戲。

所以你會看到當代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停地干著坑害歐洲盟友、促成中俄團結、并在第三世界四面樹敵，這些能氣死冷戰時期美國“國師”的事兒，因為他們腦子里面的認知就是“美國沒有對手”，所以美國可以為所欲為而不用遭遇任何懲罰。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永遠是基于此時此地的，他們會把自己所在的短暫瞬間當成永恒，并且反過來用這樣的想法去解讀過去和預測未來。而我們當前所看見的，這幾十年來的美國普通人、美國學者、美國政客，以及被這些人所影響的全世界很多人，他們當下的世界觀，本質上都是冷戰后這短暫的十幾年里，毫無挑戰的美國霸權所培養起來的。而這種世界觀一旦固定下來，即便美國在911之后開始不斷遭遇問題，他們也會訴諸自己從前的世界觀來為其辯護和開脫。

世上本沒有大師

當然，說到底，人們對于“美國戰略大師”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時代的產物。基辛格蹭到了中美建交，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蹭到了冷戰的勝利，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蹭到了“911”事件的發生。不是說這些人沒有水平，但最重要的事情在個人能力之外。

如果美國輸了冷戰，那喬治·凱南他們就不是大師而是小丑了。正是因為美國有了霸權，美國霸權的參與者們才會被捧上來，而不是這些參與者們決定了美國的霸權。

當然，被譽為美國針對蘇聯“遏制政策”的設計師，凱南是實際在蘇聯以及東歐國家派駐過的，這點就比當代很多美國官僚政客強了。但凱南之所以能夠得勢，本質上講不是因為他的“長電報”真的對蘇聯有多懂，他對蘇聯政治運作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靠腦補和私貨，而是因為對蘇友好的羅斯福已經死了，他在“長電報”里鼓吹的蘇聯侵略性和對蘇敵對政策符合杜魯門政府的口味。

而遏制政策本質上也是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看蘇聯在侵略，蘇聯看美國也是一樣的。當美國認定蘇聯所有的外交友好都只是故作姿態從而加以無視的時候，蘇聯自然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鐵幕的降臨并非個體的善意能夠改變的，但也并不是如同凱南所說的那樣只是由蘇聯一方的惡意所造就的。

就好像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肯尼迪曾經跟國家安全顧問邦迪抱怨，“蘇聯怎么能這樣侵略我們，竟然在古巴放導彈。要是我們在土耳其放導彈，他們會怎么想？”而邦迪不得不提醒肯尼迪，美國早就在土耳其放過導彈了。

同樣的冷戰故事放到現在也是一樣的。當北約一步步東擴直到在2014年發動顏色革命顛覆了烏克蘭政權，當前俄烏沖突的爆發就已經是注定的了。當然美國人特別是民主黨人永遠會翻來覆去地念叨是俄羅斯人先動的手，他們甚至在2016年“干預”了美國大選。

某種程度上講，俄羅斯確實干預了美國大選——特別是當特朗普天天念叨著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對烏克蘭的干預，換來的是通貨膨脹和財政流失的時候。

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的。當里根當年喊出蘇聯是邪惡帝國的口號時，他收獲的是全國的支持而不是拆臺，遭受通貨膨脹的也不是美國而是蘇聯。

那些冷戰時期培養出來的所謂美國戰略大師，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是因為時代讓他們成為了大師，是因為美國的強大國力和蘇聯的衰弱讓他們的所謂戰略得以實現。而美國之所以有強大的國力，又不能不追溯到美國從建國時期開始的掠奪和積累，美國各族裔勞工的辛苦，美國各界的智慧、團結、努力……

戰略很重要，但能實現的戰略才叫戰略，不能實現的叫做紙上談兵。而你能不能實現戰略，背后的決定因素就不止戰略本身。所謂的“國際戰略大師”這種說法本身就是貪天之功，一種唯心主義的包裝，一種冷戰“勝利”后美國人對歷史教訓的錯誤總結。

反過來講，國力要是夠強，再離譜的戰略也能實現。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打完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即便我們現在都知道這種決策有多么逆天，但當年美國的巔峰國力還是能讓小布什把戰爭給贏下來。當然，美軍打阿富汗贏得有多快，最后從阿富汗倉皇撤離的時候就有多狼狽。國力雖然決定戰略，但戰略也會消耗國力。對于愚蠢的戰略，國力能撐得了一時，撐不了一世。

所以沙利文想成為戰略大師很簡單又很難。他的“中東平靜論”就是再無腦，只要美國能讓他說到做到就可以了。美國今天要是能管住以色列，讓中東各國停火，那沙利文他們就可以進國關教材了。

但是對于現在連胡賽武裝都打不掉的美國，連總統都要被以色列總理氣到罵街的美國，連本國選舉都要引發內戰想象的美國，這著實有點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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