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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小川】

2023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十周年，中國近期也成功舉辦了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因此，中金公司提出的“‘一帶一路’新十年”是個很好的題目。中金撰寫的《“一帶一路”新十年》覆蓋面全，包含了宏觀、金融和產業三個篇章，關注了不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的議題。

我參加過一些關于“一帶一路”以及國際債務問題的討論。2023年6月初，我在復旦大學圍繞“‘一帶一路’若干經濟分析”做了一個講座，與此題目有一定的關聯性。這里我講其中三個方面的議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關于“一帶一路”合作中基建比例高的問題

中金的這本書分析了“一帶一路”合作中為什么基建比例高，提出了“比較優勢”觀點。我想這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從概念上看，比較優勢有三個關系可以討論：一是自然稟賦與比較優勢，二是國際分工與比較優勢，三是效率優勢與產能過剩。

早期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由于有自然稟賦，才形成了比較優勢。后來慢慢發現，不見得必須擁有自然稟賦，由于國際分工需要，也會形成比較優勢。從分工的角度看，一個國家會逐漸培養某一方面的特長，進而形成比較優勢；而形成比較優勢后，也會加速國際分工的發展。

如果一國希望在國際分工方面有比較多的參與，就必須在效率方面有優勢，包括在技術、管理、市場開拓、運輸等方面，特別是在生產和成本方面有效率優勢。效率優勢會使得一國在相關產能方面超過本土需求，因此它就必須走向國際。如果僅從國內市場需求量來看，就會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

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下的國際分工格局變遷（圖源：網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產能過剩并不是壞的詞，實際上它是和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密切聯系的。一國出現產能過剩，其實可以在全球化、在國際分工中進一步發揮好自身優勢。“一帶一路”在這方面有非常明確的特點。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中國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那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大量的基礎設施需求，意味著會迎來基礎設施大發展階段。特別是為了應對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以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項目為切入點，加大了財政支出和總需求管理的力度，這樣也就加速培育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產能。

當這個產能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國內需求就逐漸略顯飽和，產生了產能輸出的潛力以及壓力。經歷了這兩個危機階段，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制造業和工業園區等若干方面，呈現出非常明顯的能力和比較優勢。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領域包括公路建設、鐵路建設、機場建設、通信系統（特別是無線通信）、火力發電、水力發電等；城鎮化方面既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建設，也包括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建設；制造業的優勢既包括工業園區建設，也涵蓋廣泛的產品和關鍵設備制造。這些優勢領域在超過國內需求以后就會大力尋求海外項目，參與的主體既包括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也包括私營企業。

與這種生產和輸出能力相對應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儲蓄率，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初步估算，2022年中國的儲蓄額和GDP之比維持在45%左右，而且短期內這種高儲蓄率現象似乎難以改變。儲蓄率高有利有弊，但從對外投融資的角度來說，它是一種優勢，意味著對海外項目有很強的融資能力。這是與工程建筑、設備制造的比較優勢相并列的同等重要的優勢。

觀察全世界，有的國家產能輸出能力很強，但國內儲蓄率低，在投融資能力方面就有所欠缺；有的國家有投融資能力，但不見得有很強的建設能力。而中國正好這兩個方面的能力都具備。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中國的融資比例高，金融上的主力是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大機構，它們主要是通過在國內發債融資（當然也有其他個別融資方式），來支持“一帶一路”項目。這與國內儲蓄率高是有非常大的關系的。

此外，從“一帶一路”項目的類型分布來看，政府援助性項目占比很小，典型的政府貸款項目占比也不高，絕大多數項目都是市場驅動、公司行為、具有商業屬性的項目融資，是與前面所說的比較優勢、產能過剩以及高儲蓄率相關聯的，是在此基礎上推動形成的一種主動行為。

這當中包含的政府色彩往往比較少，而公司行為又往往分為公司主動行為和公司被動行為。像國內很多有基建方面特長的公司，大多是主動到海外尋找、開發項目，并把它們承擔下來的。當然也有少數是甲方公開招標或主動要求的。

中企參與“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主要角色（2014-2019，項目數量）

由于我們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主動尋求項目，有很多收入不高的國家隨即就會提出融資需求，為解決這一融資需求，基建公司往往主動在國內尋找金融機構，特別是尋求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融資，當然也有少數去找工農中建或其他金融機構進行融資。這些金融機構可能最開始對于具體項目以及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情況了解得還不太充分，同時一些項目也確實存在風險，因此，金融機構對項目融資給出的風險溢價通常都比較高。

為降低融資成本，出資方金融機構往往提出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要求對方進行主權擔?；驕手鳈鄵＃渲幸舶ㄓ梦磥碣Y源產出進行償還；另外一條路子就是請中國信保提供保險。整體來看，大多數項目是以“市場驅動-公司行為-商業屬性”為主的做法。

由于中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外交往來也非常多，在高級訪問和其他有關場合下，往往會把“一帶一路”項目、融資協議及有關合同的簽署匯總搞一個簽字儀式，突出雙方合作的意愿。但要說清楚，在見簽儀式上以公司名義參與簽署的協議或合同，更多是表示雙方友誼合作、相互支持，并不表明該項目就是政府項目，也不表明是政府決策的。

如果把這些項目再仔細劃分一下，可以看出一些所謂主權融資的項目，其實是債務方進行了主權擔保，并不是債權方的政府行為。項目的分布也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進制關系（要么是商業性，要么是政府性），而是在0和1之間有一種分布，有的是商業性質更多一些，有的則具有一定的政府性質。

國際上對此的理解差異很大，誤導性也很大。一些人片面地認為，中國參與的項目，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的項目，都是政府行為。而從我們對具體項目的了解和對分布的度量來看，其實并非如此。我們也一直對外明確說，工農中建都是股份制的商業銀行，它們的貸款是商業性貸款；國家開發銀行是開發性銀行機構，不是政府信貸機構，不能歸為政府行為，也不是代表政府的主權債權，不應參加雙邊主權債務重組。只有中國進出口銀行是中方定義的政策性銀行，其對外的文字描述上寫的是“政府出口信貸機構”，也就被當作主權貸款機構了。但實際上即使是中國進出口銀行，相當一部分涉及重組問題的債權也是商業性項目貸款，并非典型的政府出口信貸。

由于國內外理解差異比較大，因此對債務性質認定、債務重組安排等產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別是，如果債務需要重組，就涉及究竟由誰承擔重組成本的問題：是由政府承擔，還是由具體公司和金融機構自身來承擔？國外一些人一看到中國的項目方公司是國有企業，融資機構是國有金融機構，就認為債務應該納入雙邊主權債務進行重組。事實上，債務是否重組、由誰承擔重組成本，不見得取決于項目方公司和金融機構戴的是國有還是民營的“帽子”，而是要看債務實際形成的動機、實質以及資金來源。

總之，從比較優勢、基建能力、產能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從基建到產業的大量項目及其融資主要是基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市場驅動、公司行為、商業化融資。

二、關于中國“債務陷阱”的問題

這本書中也談到了債務問題。國際上關于中國“債務陷阱”的說法傳得沸沸揚揚，對這種說法我們必須正面應對。

對于“債務陷阱”，一種說法是，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在借債發展過程中出于各種原因出現了債務償付問題，陷入了債務泥潭。另外一種說法則是從更負面的角度進行猜想，認為是中國主動在路上挖了陷阱，讓有些國家掉進去，以便對它們進行控制。

這種說法與陰謀論、地緣政治緊張相聯系，非常缺乏根據。從自身來講，歷史上很長時間中國都不是對外的主要債權國，缺乏當債權人的經驗，因此對這些言論，我們自己缺乏深入研究和論證，也沒有形成高度共識的對策體系，所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總體而言，此事不可小視，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僅是個別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攻擊，認為廣大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不會聽它們的，也不能止步于僅評判其政治動機，或大力譴責就完事了，還需要具體應對其各項負面影響。

事實上，有不少共建國家受“債務陷阱”說法的影響，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態度已變得消極。另外，別有用心人士散布了很多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面言論，一些國家的民眾受此煽動，對一些具體項目的推進很不利；非洲某些發展中國家受此影響，開始對中國項目、中國融資產生疑慮。

從中國來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新項目融資明顯下降，如中國進出口銀行每年新的融資項目數量減少過半，融資數額也有明顯減少。當然新項目數量減少和最近幾年的新冠疫情也有關系，因為疫情使人員往來不便，很多項目沒法當面接觸，現場考察受到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