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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一直都是輿論關注的重要議題。2018年初，國務院批復《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明確上海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戰略定位。

經濟全球化造就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布局，出現大量產業內和企業內貿易，這有別于過去的國家間貿易，真正內在關系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大量的經濟聯系。全球城市就此應運而生。

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后，主動融入全球化，這與全球城市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產物高度吻合。同時，在實現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然需要有一些城市來充當全球城市、擔任全球資源配置的角色。

事實上，這一概念從正式提出至今近三十年，被中國學者引薦到國內也已十幾年，但在學術研究、政策語境、通俗傳播等方面，仍存在著失衡。因此觀察者網采訪了上海經濟學會會長、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周振華，厘清全球城市是什么、有什么不同、未來走向何處。】

觀察者網：去年4月，您做了一場關于上海與全球城市的演講，邀請了“全球城市”的提出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薩斯基婭·薩森女士。您是薩森女士《全球城市》一書的中文版譯者，早在2005年引進出版，所以首先請教周老師，您最早是如何接觸并開始研究“全球城市”，并基于什么想法在國內提出？

周振華：大概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就開始研究城市問題。當時上海社科院組織了幾次國際研討會，其中一次把薩森教授請來了，因為她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這個概念。討論過程中，我感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研究有了新的特定含義，有些城市順應經濟全球化要求，逐步具備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當時就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

從上海城市發展歷史來看，曾經是遠東經濟中心、商貿中心、金融中心，改革開放后又從工商城市轉向經濟中心城市，在邁向21世紀的過程中，又提出進入新世紀上海要建設“四個中心” 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既然上海未來是這樣的發展軌跡和趨勢，那么與全球城市非常貼切，上海更進一步的發展，就要往全球城市這個方向走。（觀察者網注：“四個中心”，即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

圖片來自解放日報

切入點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這和全球城市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產物是高度吻合的。同時，這也是實現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條必由之路。因為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肯定要有一些城市來充當全球城市、擔任全球資源配置的角色。也就是說，它一方面是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的產物，另一方面這是上海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必須扮演的戰略角色。

有了這個意識后，就開始著手研究全球城市，并將薩森的《全球城市》翻譯成中文，我們現在還在翻譯她的另一本專著《世界經濟中的城市》，里面提到了全球城市出現的新變化。翻譯時也更加覺得全球城市特別適合上海未來的發展定位。

不過，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因為目前全球城市研究還是以西方學者為主，第一，他們大多以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城市為藍本進行分析；第二，他們描述的全球城市，或者說關于全球城市的理論化工作基本上是對一些已經成為全球城市的案例進行特征描述、內部結構分析、全球連通特點等，但對我們而言，這個理論的支撐性好像就不太夠。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上海是正在興起、未來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城市，但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全球城市。

所以需要把這一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徑肯定存在著差異，因為面臨的背景不同。同樣是經濟全球化，西方全球城市是在早期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化進程中。此外，全球城市所在國的情況也不一樣，就中國來看，不管是經濟發展階段還是區域發展大格局，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城市，可能是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都促使我深入思考。

2007年，我出版了《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專門講述中國模式下全球城市崛起的路徑依賴有何特殊性，也讓我對上海未來邁向全球城市的定位更加清晰。特別是2012年以后，從戰略研究角度出發，上海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那到2050年呢？未來30年上海怎么發展怎么定位，這是當時就已經考慮的一個問題。

正好我那時在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就給領導提建議，應該開展面向未來30年上海發展戰略研究。市領導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關系到上海今后發展目標和路徑，于是就在全市展開一場討論。

在討論過程中，有一點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很多人、特別是學者，對全球城市沒有太大排斥，認為上海未來發展和全球城市目標定位比較符合，并提了一些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中國崛起，總要有幾個城市來充當這個角色，比較分析后發現上海應該是既有歷史底蘊也有現實基礎。

首先國際化大都市的現實基礎比較好，其次從上世紀初以來到改革開放，一直處在開放前沿，也更有條件來充當這一戰略角色。最后，上海市在制定2017-2035年城市總體規劃中，把“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這個目標寫了進去，報國務院批準。

但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盡管學者、學界對全球城市的認識比較清楚，但政界、企業界及一般公眾，可能就心存疑慮：全球城市與一直在說的“國際大都市”到底有什么區別。我們在研究上海邁向21世紀要建設四個中心和國際化大都市時，眼光已經面向全球、面向未來，但那時我們國家剛剛大規模融入經濟全球化，所以當時考慮上海的定位更多是著重城市的集散功能，不管是貿易中心、金融中心還是航運中心，著眼點都是如何使上海這個城市有更大的集聚和擴散功能，更注重各種要素的流通。

但全球城市的特質是全球資源配置功能，不僅僅是樞紐的概念；全球資源配置除了要成為樞紐通道以外，還要有相應的資源配置能力而不只是資源要素的集散。相較于城市集聚，其擴散是不對稱的，大量東西進來后就在上海沉淀下來，或者轉化為投資、財富，真正流出或對周邊有溢出效應的非常少，這與全球資源配置所要求的要素大規模流入流出不相符。

全球城市強調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首先要具備“四梁八柱”，即要有大量全球功能性的機構/企業，比如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全球服務公司，國際投資機構，研發中心等。這些機構不是為上海服務的，也不只是做上海、長三角或中國業務，而是全球業務。

第二，需要能開展全球業務的大平臺。除了流通平臺，像港口、機場、公路、鐵路等交通設施，還要有各種資源配置的平臺，如資金配置平臺，就是金融市場，再如人才配置平臺，進行知識信息的交流配置。否則，全球功能性機構，不會在這里集聚，因為沒法開展全球業務。

第三，要有大規模流量，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在這里大進大出。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黑洞，吸進去就沉淀下來，而是有進有出。在大進大出的流動過程中進行配置，而且也不是在上海這個地點進行配置，很多情況下是離岸配置：在這里接了訂單，生產制造交給其他地方，生產出來的產品也不用再回來，而是直接運到其他國家或使用者手里。這種形式的全球配置并非要求最終配置終點必須到上海，但是配置機構、配置交易契約都是在這里發出。

第四，充滿創新創業的活力，想要進行全球業務，沒有創新創業，沒有新模式，沒有新鮮血液，那配置效率肯定很低。

第五，要實行全球村標準，按照國際通行觀點乃至更高的標準和要求，還有開展全球業務的語境。雖然我們講中國特色，但講特色的同時也要能夠和別人對話、做生意，所以要有全球商業的語境和語言環境。

上述提到的全球城市所需的要件，和過去所講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含義不太一樣。國際大都市的概念在很早以前、甚至工業革命前就已經出現，比如大航海時代就有一些城市成為商業和貿易集聚地，但它不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

傳統上講國際貿易，指的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但經濟全球化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布局后，就出現很多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這己不是傳統的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問題，就好像現在中美貿易戰變成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但其實很多是美國公司或其他國家跨國公司的某一個生產環節從中國出口到其它地方或中間產品進口到中國，這是內部產業鏈上的貿易行為，并不是真正的國家與國家的貿易。

這就出現了新情況：當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為主時，國家主權就非常突出重要，它的主體是國家，空間是一個國家的疆土。但是，跨國公司的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其主體不是國家而是跨國公司，空間載體也不是一個國家的疆土，而是具體的城市；它的地區總部機構設在一個個城市里面，真正發生的內在關系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大量的經濟聯系。

這樣一來，城市的功能地位便越來越凸顯，因為跨國公司越強，城市的功能地位越大。而且跨國公司總部一定是集聚在少數城市，總部具有控制、指揮、命令、管理、協調等重要功能，因為價值鏈的最高兩端都集中在總部。這些城市就和一般城市區別開來了，也就是具備全球資源配置功能。

跟隨制造業跨國公司走向世界的是大型服務業，特別是生產者服務業。而且生產者服務業的全球布局比制造業產業鏈的全球布局還要廣泛，還要更明顯地集聚在城市。工廠不一定設在城市，可以在郊區或小城市，但服務業的機構設置一定是在大城市，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咨詢公司、廣告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服務業又配合制造業形成更廣泛的城市聯系，同時也是高度集聚在主要城市。

生產者服務業對產業價值鏈有協調管理作用，制造業跨國公司將一些服務外包給它們，比如財務管理、人力資源培訓、市場調查、產品推銷等，所以兩者結合起來并集聚在城市中，就使得這個城市具有全球資源配置的特殊功能。相較于過去我們講得國際大都市，這是一個更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