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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不是應該檢討現有的、熟悉的，特別是我們過去經常借鑒移植的、高度美國化的主流社會科學、主流政治學，以及它的那套理論范式、研究方法，還有它所設定的議程？是不是要通過這種檢討，我們才能比較從容、有比較清晰的思路去面對這個時代的挑戰？否則我們將非常困惑、非常彷惶，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至少我認為，過去太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是美國式的，我們沉溺于假定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成熟穩定的狀態，所以誤認為我們只需要研究一些參數性的變化，如什么樣的群體投左翼政黨的傾向更高，階級投票傾向隨著不同的時代會減弱或增強等。我們不會去思考大的結構轉型與解體、體制合法性基礎全面松動之類的比較根本性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跳脫出來，不能再假定這個結構是牢固的、秩序是穩定的了，因為這個前提已經被挑戰了。

最近，一些西方學者已經開始以一個跨度更長的歷史視野來看今天世界的大趨勢了，比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當然這個雜志經常會妖魔化中國。它在2018年10月的這一期雜志刊登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專題報道。這篇報道引用了一張很醒目的歷史地圖。這張地圖最早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所采用，它是根據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專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領導的研究團隊提供的歷史估算數據所繪制的，展示了過去兩千年來世界經濟活動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間移動。

該圖從公元元年(1AD)開始繪制，我們可以看到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里，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范圍非常小，一開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亞細亞，先微微地向南移動，然后緩慢地移向中國西域。在這個重心的西邊古有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以及環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后有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及奧斯曼帝國。在它的東邊與東南邊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型的古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占有非常重要位置，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大多數時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較先進的，包括農耕、紡織、冶金、醫藥到天文。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后，世界經濟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這個位置，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板塊。從16世紀開始往西北移動，到182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紀初開始，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加速，一直往西走，這就是體現西方的崛起，這段歷史包含航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革命。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邊牽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大英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達到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分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間。那么接下來又開始起變化了，戰后西歐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后就開始慢慢往東移動。80年代之后中國快速崛起，中心開始快速向東方移動，且其速度超過前面三百年的變化，這張圖也預測到了2020年世界經濟中心幾乎要回到兩千年前的原點了。

中國在2001年才加入世貿組織，18年不到就變成了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平臺。對此，很多人覺得非常驚訝，這怎么可能呢？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2018年10月《自然》(Nature)刊出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an)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個圖表，提供類似的長程歷史視角。這篇文章回顧了過去260多年(1750-2016)制造業活動的全球分布板塊的起伏。在18世紀中葉中國還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里面的制造業大國，中國生產的茶葉、絲綢、瓷器、鐵器、藥材不但規模龐大，而且大量出口；中國的制造業活動占全球的比重超過1/4。但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工業產品興起，歐洲也掌握了茶葉與瓷器的生產要訣，中國傳統制造業就節節敗退。到了20世紀初，基本上英國、西歐與美國壟斷了全球的制造業活動，合計比重超過60%，后起之秀的俄國與日本也勉強占有一席之地，而中國的角色微不足道。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制造業快速追趕，在20多年里就一舉超越美國與西歐，又再度回復到將近1/4的份額。

兩年前，《自然》(Nature)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個圖表提供了類似的視角。

最近有些國際關系學者也開始用一些視覺方案來描繪與理解未來的世界秩序，認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情況必然會出現劇烈的變化。

大意是說，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2050年全世界的經濟板塊比重大致是這個樣子，當然這是以購買力等值作為標準。最左邊的大氣球是中國，再過來是印度，再過來是美國，氣球的面積等于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今天的七國集團(G7),只有一個國家會進入全世界的前五大。今天七大工業國所主導的一些多邊組織平臺都已經撐不住了，已經沒有辦法扮演一個關鍵性的協調者角色或者是找尋共識的機制，北約、七國集團(G7)、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都是如此。最關鍵的政策協商平臺必然會轉向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都參與的新平臺，比如二十國集團(G20)。

在我看來，今天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為什么呢？第一，它很難預見和理解當前的歷史趨勢，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到今天還在蔓延，并沒有真正恢復。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負利率時代的經濟體，已經二十多年了，現在整個歐洲幾乎要進入負利率時代，這對一個常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美國現在也正在往這條路走。這對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謎，它不知道怎么去應付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