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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獨立時，伴隨李光耀一聲長哭，還有當時馬來西亞總理拉赫曼一句惡狠狠的警告：“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損害馬來西亞的利益，馬來西亞將切斷柔佛水供應”。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并期間，李光耀與拉赫曼是這樣的

新加坡被踢出去時，李光耀只能流淚

按說，這樣一個連水源都被外國掐在手里的國家，是談不上什么外交的。對于這一點，新加坡自己很清楚，所以該國外交活動的中心目標，就是緊緊保住自己在“東南亞”這個區域內的生存位置。為此，它既要確保自己不被“東南亞”所排斥，同時又要盡可能提高整個“東南亞”的國際政治身份，增加“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份量，讓“東南亞”這條大船和自己在船上的這個小船艙都盡可能地穩固和安全。

1967年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正是在新加坡的積極倡導之下成立的，其宗旨仍然是鞏固“反共陣線”。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赫曼在成立之初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我們認為，對付來自北部的共產主義威脅的最有效的力量就是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和命運。”

新加坡自身并沒有那么宏大的目標，它只是為了自救，李光耀直言不諱：“我們必須與鄰國政府搞好關系，同時也與他們的人民搞好友誼關系，我們將來在東南亞的地位才有把握——永久的把握”。

自此之后，一方面借助整個東盟的份量周旋于大國之間，另一方面又借助與大國的關系游走于東盟內部，一切圍繞著自身的安全利益，就成了新加坡外交的一個固定模式。

1970年代初，伴隨著美國從越南撤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中日實現關系正常化，東盟迎來了新的時期。1971年東盟五國發表《東南亞中立化宣言》，表示 “爭取使東南亞作為一個不受外部強國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區得到承認和尊重。”1976年東盟五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盟協調一致宣言》，開始推動經濟一體化。

這一切，正是新加坡所樂見的，“東南亞”終于開始成為了一個地緣政治實體，而由于新加坡的特殊地位和李光耀這個特殊人物，它甚至成了這個實體的實際代言人。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緣政治實體的經營者

中國在1970年代重新恢復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友好關系，為新加坡對這一剛剛成型的地緣政治實體的經營，帶來了絕佳的機會。

1971年8月緬甸政府總理奈溫訪問中國，兩國重新恢復友好關系。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1975年中菲、中泰正式建交。1974年中馬建交后，新加坡為了避嫌，表示將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之后同中國建交。但那時雖未建交，但之后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已開始迅速發展。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和貿易高速發展，新加坡與中國的特殊關系，從過去的負面因素又轉為了正面因素。這時的新加坡，開始扮演幫助東南亞鄰國接近中國、了解中國的中間人角色。李光耀在1981年曾對鄰國說，當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大國真心誠意地接受和尊重東南亞各小國的完整和獨立的時候，其它強國直接或利用代理人來威脅任何國家的機會就很有限了，這是一個崇高的愿望，我們可以建立持久的合作關系。

很顯然，中國與東盟關系的快速發展，各國紛紛推動對華貿易，無形中也大大提高了新加坡在東盟內部的地位。1990年10月，新加坡緊接在印尼與中國復交之后與中國建交，自此新加坡又有了更大的資本，繼續實行它兩個層面的外交相輔相成的總體策略。現在，它甚至可以到大國俱樂部里和各國打中國牌了。

日子從來沒有這么美好過。想當年靠央求英國晚幾年撤軍來討生活，到現在成了可以和各大國一起玩耍的高等小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新加坡憑著和中國的經貿聯系，短短一年就挺了過來，1999年GDP恢復正增長，2000年達到驚人的13.0%！

一整套的“東南亞小國戰國策”已呼之欲出，新加坡外長拉賈拉南總結道：“在存在許多太陽的情況下，每個太陽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過對這種引力作用所產生的拉力與反拉力的巧妙作用，小行星可以獲得最大的運行自由。”

看得出來，小行星們發現了新的活法，太陽是誰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只有一個太陽，它們發現了多個太陽的好處，它們開始追求這種周旋于多個相互制約的太陽之間的“運行自由”。

但如果不能如愿呢？如果太陽們并不像小行星們希望的那樣相互產生拉力與反拉力呢？如果有一個太陽越來越大以至于把其他太陽擠出去了呢？天吶！這可不行！太陽們不配合我們就要采取集體行動迫使它們按我們的要求相互削弱，相互抵消，相互制約！

至此，人們大約可以明白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的種種作為了。也就是說，今天的新加坡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需要看所有大魚和小魚臉色行事、不敢輕舉妄動的小蝦米了，它現在不僅代表一個小魚集團，而且具有利用小魚集團左右和制約大魚行為的意志和能量！雖然新加坡本身仍然脆弱，仍以確保生存利益為頭等要務，但行為方式已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它現在要通過經營東盟，強化東盟的政治身份，增強東盟的政治能量，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舞臺上保衛自己。

在它看來，南海問題是一個絕佳的題材。

一方面，“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整體的歷史太短，東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歷史也太短，這個地區需要一個大的“集體敘事”，一個能夠喚起歷史記憶的自身認同的重大主題。沒有什么比南海問題更合適的了，該地區各國對于古代中華的恐懼，對于紅色中國的害怕，對于未來中國的疑慮和擔憂，正在通過南海爭端凝聚起來，成了一種共同的意識。只要稍加煽動和刺激，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即有望構建起來，而對于當下這個已在中國高速崛起的沖擊之下七零八落的東盟來說，這正是求之不得的。

另一方面，雖然李光耀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曾預測中國將在二、三十年后成為在亞洲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先于所有人，但恐怕就連他也沒有預料到中國如此之快的崛起速度。原本以為中國將成為該地區的太陽之一，不曾想很快就成了最大的一個，照現在這個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東南亞就又要回到只有一個太陽的情景了。因此，當務之急是盡快把美國這個大太陽拉回來，抵消中國太陽的吸引力。而再沒有哪個問題，比南海問題更適合成為美國 “重返亞太”提供的借口了，它簡直就是為東盟量身定做的，一定要緊緊抓住！

綜合上述，基本上可以解釋清楚新加坡到底在忙活些什么了。過去那種單純從該國安全困境出發來理解其行為的理論框架多少有些過時了。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新加坡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新加坡，更不是建國之初的新加坡，只有從當前這個新的、更為復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中建立新的理解，才能更加準確地描述并預測該國的種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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