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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值此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觀察者網特此推出系列文章，回憶這段在中國抗戰史上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歷史事件。】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站在大歷史角度看是必然，歷史是由無數的偶然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變自身左傾關門主義是西安事變發生的內因，張學良、楊虎城是外因。對于張學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內因，中共是外因。

蔣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戰，張學良、楊虎城與其合影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偶然與必然

1930年軍閥混戰，張學良出兵幫助蔣取勝，穩固了蔣在中國的統治。在國民黨中任海陸空副總司令，南下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受到蔣介石的舉城歡迎，“獅子山炮臺鳴炮十九響”，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從天津到浦口的車站遍貼標語，盛贊其“擁護中央，大有功于黨國”。這種盛況是南京政府成立以來沒有的。9·18后被國人罵為“不抵抗將軍”，山海關和熱河失守后張學良代蔣受過，下野出洋。從意大利回國后，他雖和蔣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還是抗日，“經常和同屋的蔣鼎文談到天亮，談自己的罪惡，談自己的苦悶，談他渴望對日立即作戰，談著談著就失聲痛哭。”日本對張學良有殺父之仇，東北軍的根基在東北，從東北撤出后軍餉、開支一切都要仰仗蔣介石，寄人籬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過的。

1934年初，蔣介石為使東北軍“剿共”，電召張回國。張回國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屬“同心同德，奮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樹統一之功勛。然后回師北上抗日，收復東北，返回老家去。”

事與愿違，1935年9月到11月間，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三戰三敗，損失兵力近三個師，第109師師長牛元峰、第110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范駛洲等被擊斃，數千名東北軍被紅軍俘虜。如此沉重的打擊，在東北軍歷史上是罕見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為國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蔣介石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宣布撤銷被殲滅的第109、第110師番號，并對張學良加以申斥，這對張學良的思想震動很大。和紅軍作戰戰死的東北軍遺屬流落在甘肅平涼一帶，甚至有靠討飯為生的。他向蔣介石要戰死東北軍官兵的撫恤金十萬，蔣介石不給，對他的打擊更大，感慨：“現在我的聲望連十萬元都不值了！”內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大受奚落，與1930年相比不免要發出今不如昔的感嘆。不久其派人到兩廣詢問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態度，李、白說：“與蔣合作的人沒有不吃虧上當的……你越聽他的話他越瞧不起你，我們希望張先生能有所作為，不要再上老蔣的當了。”

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團長高福源與張學良關系比較密切，被劉志丹部俘虜后待遇很好，中央紅軍來了待遇更好，感動之余主動要求回東北軍做上層工作（后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后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愿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系。張學良派人護送擔負國共聯絡任務的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后，常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于是乎，與中共的聯系更緊密了。

1936年3月4日張學良飛抵洛川會見李克農時說：“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9日晚張學良、王以哲偕中共黨員劉鼎乘飛機到膚施。當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城內教堂里舉行談判。張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系也很密切。據我了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里來的。”周恩來說：“關于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愿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沒有群眾基礎。要收復東北，沒有廣泛的群眾參加是不可能的。”雙方約定：張學良在里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內外夾攻，“把蔣介石扭轉過來”。雙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辦法。

張學良和周恩來的會面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具有決定性意義，也間接的促使中共改變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張本質還是一個軍閥，軍隊是其命根子，毛澤東在1936年6月20日發出《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我們在東北軍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的綱領，使東北軍在這一綱領的周圍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武裝力量。”

《西北文化日報》刊登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對蔣介石聯共抗日的規勸

張學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觸，湯恩伯通過特務向蔣介石報告。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蔣，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蔣介石為了應對桂系，對紅軍和張學良的接觸就緩后處理。9月中旬“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親臨西安帶領二十余名高級將領，調動三十個師決定對陜北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并且逼迫張學良圍剿紅軍。

張學良在中共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已經改變了態度，而且他不僅探求桂系白、李的態度，還廣泛聯絡各地軍閥尋求他們對抗日及對蔣的態度。如1936年10月20日，閻錫山密會張學良，同意陪張學良諫蔣抗日；閻錫山對張學良說：請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倘蔣不干，“絕不顧一切犧牲”愿聯合共軍、東北軍，“全力抗戰，并撤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讓給共軍。”張學良不僅探求各地軍閥的態度，還尋求國民黨中央軍將領對于剿共的態度，不少國民黨將領稱“剿共就是判了無期徒刑”，更堅定了張聯共抗日的決心。

1936年9月21日蔣介石接到陳誠由武昌來電稱：“張學良托馮庸轉告，決意率部抗日，寧抗日圖存，謂與其剿共而損失，不如為抗日而覆滅等語。”此時日寇侵略日甚，綏遠形勢日趨緊張。1936年11月，日偽軍三路大舉進攻綏東，綏遠抗戰爆發。一位東北軍遺屬將自己的十幾萬捐給傅作義后自殺，張學良部下集體勸說張學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綏遠，我們自己也要出兵。”這些對張學良都有極大的觸動。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戰役，紅軍干凈利落地殲滅了胡宗南一個旅又兩個團，迫使國民黨軍暫時停止進攻陜甘邊區，也給張學良吃了一顆定心丸。誰都不愿意交一個窩囊廢當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