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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蒙】

毛澤東說：“農民的性格有兩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舊等，魯迅的《阿Ｑ正傳》，就是專寫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義、勇敢犧牲等。他們一身就具備了這兩種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發動他們這光明面的積極性，逐漸克服他們的黑暗面，實現民主的政治。”（1）兒童是一張白紙，成人由于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價值觀，教育的難度比兒童大得多。

邊區建立前的農民

“農民生活在狹小的天地里，終年為自己的生活而掙扎，每天能有幾個窩窩頭充饑就不錯了，枯守著田園土地，對政治淡漠起來，這是很自然的”。八路剛到河北平山縣的時候“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直到民國十八年才知道天下已經變成‘民國’了。”

“河北平山和山西盂縣交界的一個山村，僅有十來戶人家。據村里的老年人講，在抗戰前他們從不曾見過什么‘官’和‘兵’，那真可算是一個‘世外桃源’。”但平山人不乏保衛自己家園的勇氣和血性，國軍敗退路過平山還想像以往那樣順手牽羊，結果整連被平山老百姓活埋。就是八爺剛到時也跟平山老百姓交過火，民風極為彪悍。

完縣一區郭家莊村選大會

晉察冀邊區雖然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間，進行了普遍的村選、區選。但是參加的村民只占全部人數的40％一50％，冀中區進行普選的村莊占村莊總數的68％。選舉出來的政權也并不穩固。“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斗環境擔當戰斗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問題的根源在于“群眾不了解政權和他自身利害的關系，對于參加政權，不感興趣。”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和山區相互隔離的自然環境，導致農民的民族和國家意識淡漠，他們往往只關心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事務，長期以來形成了麻木和狹隘的思想。

文化方面：“冀東、冀中平原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農村教育基礎較好，文盲半文盲尚占總人口的80％。冀西、晉西北、雁北、冀南、平西等山區，土地貧瘠，經濟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就更大，學校更少，許多村莊甚至連一個識字的都沒有，廣大群眾處于愚昧落后的狀態。”

有報道稱：“文盲在晉察冀邊區，多少年以來，都是占著90％以上的絕對多數。邊區的人民，連小學教育的程度，都很少人享受過。”“在阜平、靈丘、黎城、武安等縣的荒僻山溝里，一連幾個村莊沒有一個識字的人；寫一張文契、一封書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頭去求人。封建迷信也特別嚴重，巫婆神漢很多。”在山西的五臺縣，“愚昧和無知籠罩住農村，人們過著農奴生活，一村有一個識字的人，便象是有了一位圣人。”

1945年8月反攻后天津西郊王慶沱農民慶祝減租減息

八路到了號召地主“減租、減息”。冀東遷安縣地主石振東對佃戶說：“照政府三七五減租規定，去年一畝地租一百元，和現在糧價五元一斤小米，才二十斤，我的地一畝地產米一百二十斤，租額不到三七五，你還得倒找我錢哩！”因為沒有文化有些農民繞不過這彎，覺得“地主老爺”說的在理，趁著晚上悄悄的將減下的租子給地主送回去。

他不知道人家“石大善人”算盤扒拉的精著呢—人家玩的上打租，拿今年的糧價算你去年的租子，去年糧價兩塊！由于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農村基層權力由士紳把持，農民長期以來形成依賴、盲從、麻木；在殘酷的封建思想壓迫下農民怯懦和保守，不敢主動爭取自己的權力。鬧災荒農民吃樹葉還要和“地主老爺”商量，期待“大善人”發善心。

在邊區建立幾年后晉東北的農民在大會中發表意見，“還要先請問一聲，講錯話要不要罰錢？”因為他們過去講錯一句話是要被罰錢的！地主說：“如果不是我這地養活，你能有今天？你還要減租子？天地良心放在哪里去了？”農民感覺是這個理，偷著給地主送租子的情況不在少數。

還有的地主說：“你們說減租、減息，八路走了國軍回來了看你們怎么辦？”實際上“二五減租”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這一切都必須要發動社會教育，對群眾加以教育才能解決—向群眾學習、教育群眾、領導群眾。毛澤東說：“抗日戰爭是民族戰爭，但在實質上又是農民戰爭。”

不對農民進行教育，不讓一群不知道國家、民族為何物的農民知道為何而戰，是不能贏得抗戰的勝利的。

冬學教育

1938年7月7日晉察冀群眾團體青抗會、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紀念抗戰一周年

抗戰前邊區政府所在地阜平縣，平均每人只有一畝七分地，在地主的壓迫下常年以楊樹葉、大棗、谷糠為食，“白毛女”的故事就是從這一帶傳播開來的。邊區成立后，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減輕人民負擔，農民紛紛加入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等等群眾組織。

八路來到邊區之前，華北農村農民就有進行冬學教育的習俗，也有組織對農民進行過貧民教育，如晏陽初發起的平民教育會等。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和組織比得上中國共產黨在半個世紀前在華北農村發動的冬學教育，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1938年1月邊區大會后出臺《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決議案》其中《文化教育決議案》確立了邊區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是：“一、發揮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強抗戰力量。??五、提高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并增進他們的健康。”提出：“成人教育優于兒童教育”，因為“農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緊張的戰爭與生產任務的首要擔負者，他們的教育不免有種種困難但他們提高一步，戰爭和生產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見影。”

八路軍干部在冬學為農民講課

1938年9月邊區行政委員會發出的掃除文盲辦法中指出：“抗戰時期，因為很多男女青年成人不識字的緣故，致使宣傳工作、政治工作、動員工作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這不只是目前的欠缺，而且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極大障礙。所以掃除文盲，給他們以生活中必要的書寫閱讀能力和政治認識，是抗戰建國工作中緊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