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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期待歐洲的政治變革

目前，一些俄羅斯官員和有影響力的分析人士就新歐洲秩序公開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盡管這些看法存在明顯的不確定性，且以最初步、最籠統的方式呈現，但參考他們的觀點仍有意義。在2022年至2023年期間，人們可以關注到圍繞這個重要主題的活躍討論，但有時這些討論會變得非常情緒化且帶有政治色彩。

盡管有些地方仍不明確，但對于任何公正的觀察者來說，歐洲發展的一些長期趨勢都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跨大西洋關系的框架內，美國越來越強大，而歐洲卻越來越弱小。北約相對實力增強，而歐盟則擱置了其“戰略自主”的雄心。在歐盟內部，“新歐洲”和“舊歐洲”之間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轉變。

可以說，2023年3月發布的新《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Russi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是當代處理新歐洲安全議程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新《構想》的初稿早在2021年就準備就緒。但由于在烏克蘭發動了特別軍事行動，以及隨后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急劇惡化，俄方不得不對文件進行了重大修改，并進行額外的部門間磋商，使其發布時間至少推遲了一年。

《構想》反映了俄方國家領導層中各團體立場的共識，因此俄羅斯官員非常重視，也經常提及。上一版《構想》于2016年11月底通過，這表明這類文件應該具有相對較長的保質期。如果國家政治體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新《構想》很可能會為俄羅斯領導層服務到21世紀20年代末期。

新《構想》對西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直接指責西方“對俄羅斯奉行侵略政策，威脅俄羅斯聯邦的安全和主權，獲得單方面的經濟利益，破壞俄羅斯政治穩定，侵蝕傳統的俄羅斯精神和道德價值觀，為俄羅斯與其他國家合作設置障礙”。所以西方與莫斯科關系淪落到如此糟糕的狀況，西方要負全部責任。因此西方有責任改變這種狀況，摒棄“包括干涉俄羅斯內政在內的反俄路線”，轉向“與俄羅斯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長期政策”。在此之前，將不會有“歐洲共同安全架構”，歐洲將繼續分裂，直至被東西方完全撕裂。

然而，在《構想》這些生硬的言辭之外，我們還發現一些暗示，表明了其更細致入微和有分寸的立場。例如，歐洲大陸與美國及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是分開論述的。后者通常被認為是俄羅斯與西方持續對抗的主要根源，而前者則被指責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抵御美國的壓力、反對美國霸權。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今年3月4日世界青年節的會議上發言："如果對話是在平等的條件下認真進行的，我們始終持開放態度”。

正如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所言，球仍在歐洲球場上：“我們從未拒絕與歐洲伙伴進行平等對話，也從未拒絕尋找解決安全問題的方法。我們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歐洲的政治力量能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導向，而不是渴望討好大洋彼岸的某個人。到那時，就會有人坐下來和我們談談了”。

換言之，俄羅斯領導層期待歐洲即將到來的政治變革，這能讓主要的歐洲國家以更開放的姿態與莫斯科進行對話，也有利于談判取得更多成果。

引發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日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公眾對俄烏沖突態度的轉變、新的移民危機、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新共和黨政府入主白宮，或者是歐洲內部或周邊國際體系中出現的其他社會、政治和經濟“黑天鵝”事件。

在莫斯科看來，未來歐洲能否實現“戰略自治”往往被視為最重要的獨立變量之一，因為這不僅決定著歐洲安全架構的未來，也決定著整個新興世界秩序的未來。如果目前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團結僅僅是出于短期的、策略上的考慮，并最終曇花一現，那么世界將迅速轉向一個新的多極體系，美國和歐盟將構成兩個不同的權力中心。

然而，如果目前西方團結是長期的、戰略性的，遠遠超出了歐洲某個特定危機的范圍，那么“成熟的多極化”（Mature multipolarity）只能被迫擱置，國際體系很可能圍繞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沖突而形成。2023年初，北約和歐盟最新簽署的合作宣言指向了第二個方向，但宣言中表達的意圖將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烏克蘭之外的具體行動仍有待觀察。

令人不安的歐洲安全困境新討論

同樣，克里姆林宮對歐洲和跨大西洋機構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對北約、歐盟（EU）和歐洲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urope），俄羅斯持明確的否定態度，而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俄羅斯總體上持肯定態度，但也有一些保留意見。

比如，歐安組織的主席國波蘭曾拒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參加2022年12月歐安組織的部長級會議。因此，在整個2022年至2023年期間，許多分析人士預測，俄羅斯將很快終止其在歐安組織的成員國資格。莫斯科對歐安組織的未來仍持懷疑態度，對其在重建歐洲安全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未抱太高期待。

自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俄羅斯對西方的要求并沒有太大變化，這點在官方敘述中顯而易見。2022年12月，謝爾蓋·拉夫羅夫提醒他的西方同行，要恢復與俄羅斯之間有意義的對話，唯一途徑是采納莫斯科在2021年底公布的提案。2021年12月俄羅斯公布了俄羅斯與美國關于安全保障的條約草案，以及俄羅斯與北約關于安全保障的協議草案。

協議草案要求，徹底推翻自1997年以來，華盛頓及其歐洲盟國作出的重大安全決定。比如，北約在前華約成員國和前蘇聯共和國部署的軍事基礎設施，應該被全部撤銷；北約必須為不再東擴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顯然，即使俄羅斯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美國或其歐洲盟國也不可能接受這些條件。相反，當前的危機引發了北約的再次東擴，其東部盟國的軍事基礎設施和防御能力得到加強。俄羅斯和西方對歐洲未來的發展愿景存在較大分歧，因此雙方無法合作建立一個共同的歐洲或歐洲大西洋安全空間。

盡管烏克蘭仍是東西方分歧的核心，但這些分歧并不局限于烏克蘭。謝爾蓋·拉夫羅夫部長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指出，“如果在某些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建設中，俄羅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們就不會參與其中”。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心正在向東方和南方移動，而西方很快就不是莫斯科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了。

許多有影響力的俄羅斯分析人士認為，在當前充滿挑戰的情況下，歐洲安全的最佳方案是回到“冷戰體系”，盡管許多實際安排可能不盡相同。事實上，盡管冷戰體系存在種種缺點和不足，但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它曾在一定程度上為東西歐提供了明確性、可預測性甚至是信任，而如今迅速瓦解的歐洲安全空間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但是，在烏克蘭危機結束后，經過適當調整的“冷戰模式”是否能為歐洲服務仍是未知數。

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戰略環境，俄羅斯一直在增強其在歐洲戰場的軍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對軍區進行了重組，組建了新的軍隊，并在總體上擴大了武裝部隊的規模。國家戰略力量的進一步現代化受到了更多重視。此外，俄羅斯還宣布決定在白俄羅斯境內部署戰術核武器，并與白俄達成了核共享協議。盡管這些措施意義重大，但它并沒有將東西方沖突帶回到五六十年前的狀態。

NATO決定在2024年舉行“堅定捍衛者”軍事演習。圖為2023年演習中的英軍士兵。圖| PAP, Andrew Matthews

北約已決定在其東翼增加軍事存在，但這一增加相當有限。原來輪換駐扎的4個營，現在增加到8個營，甚至8個旅，但這不太可能改變歐洲的安全態勢。然而，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中歐國家，希望自己加強國防力量的同時，北約還能在其境內部署更多部隊，甚至是核武器。如果這些愿望變成現實，那調整歐洲大陸軍事平衡的任務可能會變得更加復雜。

無論俄烏沖突如何收場，也無論未來幾年北約在其東翼會采取何種措施，中東歐地區前沿部署的武裝力量會更加密集，本就相當擁擠的海域和空域中的軍事活動會更加頻繁，這將會給歐洲安全格局帶來新挑戰。

還應提及的是，雙方在鄰近地區的軍事演習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規模也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一趨勢無疑將增大發生事故和軍事事件的風險，其中包含了意外升級的多重風險，甚至可能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歐戰，甚至是核戰爭。

北約最近決定在2024年舉行“堅定捍衛者”軍事演習，就是這一趨勢的生動例證。這次演習很可能成為冷戰結束后最大規模的演習，屆時將有4萬多名官兵以及50多艘軍艦參加。不難預料，北約的這一舉動將促使俄羅斯在與北約部隊的接觸線沿線實施大規模演習計劃。

在關于歐洲安全困境的新討論中，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是，俄羅斯可能會在當前沖突的某個階段使用戰術核武器，而且這一觀點在俄羅斯專家群體中的接受度正在不斷提高。

俄羅斯與西方的“新共存模式”

然而，與冷戰時期的情況一樣，當代歐洲的分裂并不意味著東西方之間、俄羅斯與北約之間或者俄羅斯與歐盟之間沒有共同或重疊的利益。最明顯的利益交匯點在于降低無節制升級的風險以及持續政治、軍事對抗帶來的成本。換句話說，雙方都需要危機穩定機制和軍備競賽穩定機制，尤其是如果不能排除未來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發生危機或激烈軍備競賽的可能性，就更需要這樣的機制。

《構想》隱含地支持這一觀點，主張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建立“新共存模式”，并指出“與歐洲國家形成‘新共存模式’的客觀前提是地理的鄰近，以及歐亞大陸歐洲部分的人民和國家在歷史上形成的深厚的文化、人道主義和文化紐帶”。

未來“共存”的概念在《構想》中沒有詳細闡述，人們只能猜測它可能意味著什么，以及它在實踐中將意味著什么。無論如何，它與蘇聯時期“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和平共處”的概念相呼應。盡管今天的俄羅斯已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但“共存”一詞的再次出現意味著東西方之間在觀念、敘事、利益，尤其是價值觀方面仍然存在深刻差距，而且這種差距還將長期存在。

我們應該記住，“俄羅斯的價值觀”不同于西方價值觀的概念仍然缺乏具體細節，也存在多種解釋。例如，1993年生效的俄羅斯聯邦憲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主要國家的基本法為藍本，這些國家的基本法非常強調代議制民主、制衡、個人人權等。就社會結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而言，今天的俄羅斯比全球南方的國家更接近其西方鄰國。

俄羅斯將自己定義為“文明型國家”，但這一概念仍然非常籠統，它還需要大量的概念闡釋，來避免完全通過俄羅斯在政治上反對西方，尤其是反對歐洲來定義俄羅斯。在當前階段，很難預測所謂的東西方價值觀差異是主要停留在口頭上，還是會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俄羅斯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機制和社會趨勢。

拋開這一基本問題不談，為縮小俄羅斯與西方在安全領域的具體差距，雙方應首先恢復現已中斷或凍結的溝通渠道。除了結束正在進行的“外交戰”，將雙方使館恢復到正常運作模式外，最重要的是讓雙方重新進行多樣化的軍事接觸，不僅包括最高級別的接觸，還包括恢復一系列溝通協調機制。

值得提醒的是，2014年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RC）在軍事行動層面的合作就停止了。當時北約得出的結論是，繼續保持軍事合作將表明西方愿意繼續“一切照舊”，并事實上接受克里米亞半島法律地位的改變。這一決定在俄羅斯受到批評，理由是溝通不應被視為一方給予另一方的恩惠，也不應因一方的不滿或失望而收回。

一旦恢復溝通，雙方就可以著手采取各種措施，建立信任關系，使各自的軍事活動、計劃和防御態勢更具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也許，在俄羅斯和西方國家都展示出政治意愿的情況下，《維也納文件》或《開放天空條約》等經過檢驗、但目前處于休眠或凍結狀態的多邊機制，可以通過修訂和現代化的方式重新啟動。

《合作空域倡議》（Cooperative Airspace Initiative，CAI）作為一個鮮為人知但卻相當重要的多邊成就，也非常值得關注。2002年，為應對911恐怖襲擊《合作空域倡議》由北約-俄羅斯工作組設立。該協議旨在提高透明度，提前通知飛機通信喪失等可疑的空中活動，快速協調并聯合應對歐洲空域中的安全事件。同樣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俄羅斯與北約就波羅的海軍事飛行期間使用應答機達成的協議，該協議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支持的項目組談判達成。

然而，即使是恢復最基礎和最技術性的多邊協議，都是極其困難的，至少在近期內都是如此。可以說，現在任何基于歐洲多方共識的多邊安排都是不現實的。例如，歐安組織（OSCE）的57個成員國，橫跨三大洲，總人口超過十億。北約聯盟也是一個由不同國家組成的集團，理論上每個成員國都可能阻止北約與俄羅斯達成任何協議，哪怕是技術性協議。

我們也不應忘記，在歐洲和其他地區，有許多建立多邊信任措施（Multilateral CSBM）的成功案例，但這種形式也有很多失敗的情況。例如，長期以來，俄羅斯和北約在軍事演習觀察員問題上爭議不斷，尤其是圍繞突擊演習的觀察員，雙方未能達成妥協方案，部分原因是俄羅斯-北約理事會的軍事行動交流已經終止。雖然雙方回到談判桌上，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重視，但在更具挑戰性的地緣戰略環境中，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更加困難。

同時，還有美蘇之間的一系列雙邊協議，這些協議可以作為構建更宏偉目標的基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美蘇《關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INCSEA）。俄羅斯與英法德、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荷蘭、加拿大、葡萄牙、希臘、土耳其等北約成員國之間也有類似協議（ICSEA）。

但遺憾的是，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以及黑海附近的大多數國家之間并沒有這樣的協議。在許多情況下，《關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已經被證明有效，將其進一步擴展到其他北約成員國是非常有意義的。

另一個有趣的先例是1989年美蘇《防止危險軍事行動協議》（DMA），該協定要求軍隊在邊境地區謹慎行事。2015年秋季，美俄在敘利亞啟動了沖突降級機制，這一成功經驗對于現在和將來都有特殊價值。因為它在政治緊張的情況下，提供了低調專業的軍事接觸。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類似的低調安排，應用在世界上其他局勢緊張的地區，當然這也適用于歐洲。

美蘇曾經達成的大多數協定要進行現代化改造。一位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地區的戰爭前線操作無人機，攝于2023年3月。圖：紐約時報 TYLER HICKS

不用說，美蘇之前達成的大多數建立信任的措施都需要現代化改造。即使有政治意愿和專業承諾，這也并非易事。例如，《關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本來是為了防止有人駕駛的飛機相撞。然而，現在在沖突地區，充斥著大量無人駕駛飛行器（UAV）。在1972年或1989年，沒有人能夠預見到無人機的出現。兩架無人機的操作員可能位于世界上最遙遠的兩個角落，他們之間如何有效溝通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雙邊協議比類似的多邊協議更容易達成，但前者也有其局限性。特別是，未來的任何協議都應考慮到，西方越來越依賴多邊力量而非單個聯盟成員的力量。這種防務的“多邊化”也必然導致未來建立信任措施的“多邊化”。

同樣，隨著俄白安全一體化進程加快，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也越來越有必要在與北約的接觸線沿線建立各種具體的信任措施。盡管對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來說，通過更具包容性的歐安組織（OSCE）機制來工作在政治上更為容易。但在某些情況下，只能通過北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來進行多邊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