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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在歐洲事務中扮演更積極角色

在當前形勢下，俄羅斯與北約各成員國之間建立有法律約束性的雙邊信任措施，幾乎和俄羅斯與整個北約之間達成類似的多邊協議一樣困難。同時，由于缺乏信任，任何非正式安排都可能受到雙方的批評和反對。實際上，在與西方的總體關系中，俄羅斯尤其強調法律的約束力，認為美國及其盟國多次違反之前達成的非正式協議和承諾。

這種困境可能會使建立信任措施與歐洲軍備控制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人們可能會傾向于認為，要先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新的歐洲軍控機制，從而逐步建立對立雙方間的可預測性和信任。然而，一些專家對這種邏輯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軍控通常伴隨著侵入式核查機制，而建立信任措施卻不是如此。倘若如他們所言，建立新信任措施和新軍控機制應當徐徐圖之、一齊推進，而非依次遞進。

在更遠的未來，即使各方無法就歐洲安全架構在理論上達成一致，但新歐洲安全架構仍然可以包含類似《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CFE）的內容。《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在全歐洲都具有法律約束力，并且可以限制在歐洲大陸特定地區部署特定類型的武器。

如今，人們經常提到，1990年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有許多不完美之處，甚至存在缺陷。當然，在蘇聯解體后，最初的條約很快就過時了。但不可否認的是，1990年后，歐洲所有參與國的軍事武庫和部署部隊都大幅削減；監督這一進程的大部分功勞應歸功于歐安組織，而不是任何俄羅斯與北約的雙邊協商機制。俄羅斯領導層充分認識到，《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的缺失在歐洲安全議程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這遲早要由新的法律安排來填補。

當然，任何新的安排都應與三十三年前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大不相同。即使是1999年在伊斯坦布爾歐安組織峰會上批準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修改協議》也顯得不合時宜。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首腦會議期間，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簽署了《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2007年，俄羅斯就停止參與《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了，這遠遠早于2022年爆發的烏克蘭沖突，也早于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和2018年的南高加索危機。這意味著，即使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俄羅斯也不太可能會加入1990年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或1999年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修改協議》。可以想象，俄羅斯可能會奉行“防務孤立主義”政策，拒絕對其駐歐部隊進行任何嚴格的限制。

同樣，必須向中歐和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提供一套新的激勵措施。不難預料，在俄烏沖突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波蘭、羅馬尼亞和立陶宛可能很難信任俄羅斯。因此，在接觸線沿線與俄羅斯達成軍控協議將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最后，應設法將巡航導彈或無人機等新型武器和顛覆性技術納入考慮，并反應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環境。比如使中國在歐洲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最初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與未來任何歐洲常規武器控制協議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在于：1990年時，東西歐之間仍存在大致的均勢。而今天，這種均勢已不復存在，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太可能重新出現。

1990年，北約有16個成員國，而到了2023年夏天，這一數字增長到了31。瑞典最終加入北約后，其成員國將增加到32個。這種不對稱性如何納入新協議？如何為每個參與國定義“合理充足”的軍事力量水平？如果可以的話，如何應對雙方部隊機動性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強？

備選方案之一是，新協議不必過分關注特定類型武器數量的上限，而是更多地關注參與國武裝部隊的最大透明度，包括部隊和武器部署、軍事演習、現代化計劃、國防理論等。在這種情況下，基于單邊、雙邊、小多邊和多邊等一系列復雜安排，建立信任措施與軍備控制之間的界限將逐漸模糊，兩者將融合成一個更全面、更豐富的軍備管理模式。

在歐洲安全中，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之間界限的模糊，也可能成為未來歐洲安全安排復雜化的因素之一。歐洲傳統的軍控方法明確區分了常規威懾與核威懾。但美國提出了“綜合威懾”的新概念，這通常被解讀為結合常規武器與核武器的長期承諾，并特別強調了高超音速導彈、太空和網絡空間工具等尖端非核能力，以幫助美國在所有領域保持優勢。

核戰，還是統一歐洲？

然而，俄羅斯可能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如果莫斯科認為自己無法在歐洲維持強有力的常規威懾，那它可能會更加依賴戰術核武器，從而模糊核威懾與常規威懾之間的界限。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那歐洲傳統軍控方法的有效性將受到質疑。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議會發表國情咨文時宣布，俄方將暫停履行與美國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The New START Agreement）。他提到，恢復美俄戰略軍控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將“北約聯合打擊潛力”即英法的核能力納入考量。鑒于英美法長期反對這一想法，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俄羅斯和美國不可能于近期全面恢復戰略對話。另一方面，美國也越來越擔憂中國日益增強的核能力；但任何試圖將中國納入美俄戰略軍控等式的嘗試都將極大復雜化美俄對話。

至少還有另外兩個與歐洲直接相關的復雜因素。首先，美國要堅持解決俄羅斯在其領土的歐洲部分部署戰術核武器的問題。可以預測的是，從現在起美國還將提出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部署核武器的問題。其次，俄方將繼續推動解決美國在羅馬尼亞和波蘭部署導彈防御系統（MBD）的問題，這可能會對歐洲穩定和美俄戰略平衡產生復雜影響。

美軍部署在波蘭的導彈防御系統、正在建設的裝備和彈藥庫等，都是美國增強在波蘭軍事存在的例子。圖|波蘭國防部網站

盡管存在諸多障礙和復雜因素，美俄雙方仍有可能采取相互協調的單邊行動，以避免核軍備競賽走向失控。在歐洲，這可能意味著，美俄可能會尊重1987年美蘇《中導條約》（US-Soviet INF Agreement）設定的限制。盡管美國的退出已導致該協議失效。據俄羅斯官員稱，早在2019年俄方就宣布，俄羅斯是否繼續暫停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將取決于美國的對等行動。盡管拜登政府曾表示有興趣在2021年美俄戰略穩定磋商框架內討論這一問題，但自2022年2月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以來，這些磋商就被擱置了。

可能對歐洲安全局勢產生不利影響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前途未卜。美國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并遵守其規定，但從未批準該條約，這也是該條約未能生效的原因之一。俄羅斯確實簽署并批準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近日俄方表示可能撤回批準作為對美國行為的回應。即使美俄在遠離歐洲大陸的地方恢復其核試驗，也會對歐洲的安全格局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此外，還需要一套單獨的安排來管理歐洲最不穩定且局勢緊張的次區域安全問題。特別是黑海、波羅的海和北極地區。這些次區域各具特色，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來應對。并非所有歐洲次區域的安全問題都要通過俄西對抗的視角來看待。比如，西巴爾干地區或南高加索地區的安全挑戰有著深厚的本土根源，即使歐洲安全議程的東西方維度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緩和或解決，這些挑戰也可能繼續存在。

另一個需要應對的挑戰是歐洲日益增長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包括氣候變化、非法移民、國際恐怖主義、網絡犯罪等多個維度。在這些領域的合作可能會以自下而上的模式開展，即從最基本的信息交換，逐漸發展到更高級的聯合項目。

同樣，這一進程可以先在非官方層面開展，然后逐步過渡到半官方，最終達到官方層面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傳統安全問題爭議性較小，政治敏感度低；如果確實如此，它們可能會成為東西歐安全對話的新起點。

歐洲能否再次統一？這還有待觀察，但近期肯定不會。俄羅斯和西方可能還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克服當前沖突帶來的影響，并重啟四十年前他們共同發起的進程。

需注意的是，即使在十年或二十年后，雙方的立場可能也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四十年前，雙方雖然都對彼此持懷疑態度，但仍懷有統一歐洲的浪漫愿景。而多年后，建立“歐洲共同安全空間”的失敗嘗試，只能讓人對歐洲能否統一徒增疑慮了。

我們可以想象，歐洲大部分新的長期安全安排將成為歐亞安全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該體系最終將擴大到歐亞大陸的歐洲半島。此前各自獨立的歐洲和全球安全議程正在不斷融合。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領導人參加了最近的北約峰會，這表明北約正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全球性而非地區性的防務合作伙伴。

同時，俄羅斯和中國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進行聯合海軍演習，莫斯科加強了與北非國家的安全合作，這可能會對歐洲安全產生直接影響。

一個地區的安全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地區。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歐洲安全議程可能會受到東亞、中東和北非等其他地區安全風險的制約。即使實現這種“不可分割的安全”非常困難，但它仍然是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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