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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張維迎教授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的講演，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圍繞產業政策的論戰。論戰主要在張維迎教授與林毅夫教授之間展開，并引得眾多有識之士紛紛參戰，就產業政策的是非功過表達自己的看法。

除卻張維迎與林毅夫教授個人的影響力，為什么此次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會在中國經濟學界和社會上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這無疑跟中國經濟活動中政府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相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步步引入市場機制。然而，中國各級政府在經濟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在目前新自由主義占主導的西方世界很難一一找到對應。這種獨特性催生了人們心中的疑惑。中國這么干對嗎？

一方面，過去三十幾年輝煌的發展成就為中國道路的正確性提供了佐證；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理論又明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大政府”。執行層面的種種不盡人意，似乎亦印證“代理人”問題的存在?，F在關于產業政策的種種爭論，說到底是人們仍然不清楚市場和政府究竟應在經濟活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二者的邊界在哪里？關系如何？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從邏輯和歷史兩個維度入手。邏輯上，要探究支持政府和支持市場的理論基礎。二者的長處是什么，又各有什么樣的局限。歷史上，就要從實際出發，明確我們現階段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希望實現的目的，做出當時當地最符合中國利益的取舍。

張維迎教授做出“廢除任何形式產業政策”判斷的理論依據，是新古典經濟學。該學派興起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間并不久遠。然而作為目前經濟學的主流學派，它擁有廣大的受眾。這一學派以一般均衡理論為核心，擅長對完全競爭性市場的靜態分析。通過精巧的數學模型，早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讓很多人相信：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性的市場會自然而然地將資源進行最有效率地配置，從而使整個經濟活動達到最優均衡。以這個結論為準繩，必然會得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的推論。這就是張教授之所以要大聲疾呼反對產業政策的理論根據。

然而，自新古典經濟學誕生以來，不少學者表達了對這一理論框架局限性的擔憂。首先，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市場是普通商品市場。這只是市場的一種類型。很多在現代經濟中更具決定性的市場類型，如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并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定價規律。以股票市場為例，在這個市場里，沒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分離。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可能成為買方或賣方。如果股價上漲，對于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是有利的。而股票價格又取決于人們對其他人預期的預期。于是貪婪驅動需求，需求推動價格上漲，而價格上漲又進一步刺激所有人的貪婪和需求，直至整個市場進入瘋癲的盛宴狂歡。

隨著各國經濟金融化的加深，這種貨幣的游戲在股市、樓市、債市、期貨市場， 和房地產市場反復上演，充分說明金融市場無法自我調節，需要其他社會制度的限制。而勞動力市場則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和均衡發展，更不是通過一個單純的價格機制就可以描述和調節的。

即便只考慮商品市場，“一般均衡”也只在收益遞減或定常收益的情況下有效。在收益遞增的情況下，生產可能選擇不再是凸集，而是一個凹錐。這就違反了馬歇爾的“連續性假設”，并導致“一般均衡”不再必然存在（汪丁丁，1996）。用通俗的話來講，“收益遞增”會導致“窮的越窮，富的越富”。這可不是什么特例。隨著網絡經濟的崛起，收益遞增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在這種條件下，市場競爭越來越不是價格的競爭，而是市場占有率（市場規模）的競爭。想想互聯網企業的燒錢大戰吧，“收益遞增”、“贏者通吃”就是燒錢背后的邏輯。顯然，如果完全競爭不存在，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即是大打折扣的。

而且，“收益遞增”的廣泛存在還會帶來單純市場完全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因為在收益遞增的條件下，收入和財產分配會越來越兩極化。如果沒有市場以外的社會制度調節，人類社會將面臨解體的風險。美國此次大選的亂相，正是在收入分配極度不平衡下，美國社會急劇分化，共同價值迅速坍塌的一種反映。所以說，“一般均衡”理論還不僅是不適用的問題，已有越來越多的實例證明，濫用這一理論教條會導致嚴重的后果。

諾思（North）對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批判，就是它沒有將“制度”納入其理論模型。而經濟史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從來不是單一形態的，也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它與國家等制度安排共生演化，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經濟學數理化、公理化的傾向，只是在李嘉圖（Ricardo）和薩伊（Say）之后才慢慢占據統治地位，背后另有其他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經濟學界對整套自由市場經濟學進行了深刻地反思。即使在新古典經濟學內部，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嘗試突破一般均衡和完全競爭市場的限制。如張維迎教授這般極端排斥其他形式的制度干預，認為單純市場就是最優社會制度安排的學者，在全世界范圍內不說絕無僅有，也已經為數不多了。

具體到產業政策，就不能不講講新古典理論的另一大缺失：新古典理論基于靜態均衡模型，關注的是特定時刻的資源配置。因此，它對經濟結構性變遷，技術變革等各種形式的動態演變過程及創新行為，并不具有強大的解釋力。而產業政策所針對的，恰恰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動態問題。當我們的眼光從現有要素的有效分配，轉移到創造新的要素稟賦，并促進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建立時，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解“變化”，并尋找能夠促進這種變化的制度組合。當年熊彼特長期不為主流經濟學家所容，正是因為他將“變化”，而非“均衡”，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因此建立了截然不同的理論框架。

那么，單純市場究竟能否自發促進要素稟賦的變化和經濟結構的變遷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為什么？因為市場無法給將來的有效資源配置定價。越是具有顛覆意義的創新，越難對未來的投資回報進行預期。這恐怕就是張維迎教授的故事里，思科創始人跑了72家風投也沒拿到錢的最大原因吧。因此，在沒有其他制度干預的情況下，市場可能進入一種“創新需求缺失”的情況。也就是說，即使不缺乏科學家和創新型人才，企業家也不愿意為創新，特別是為改變產業結構的創新買單。因此，社會的潛在增長能力無法得到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漸漸停滯（類似目前歐洲國家普遍陷入的情境）。

導致這種“創新需求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此種創新具有極強的不確定性，且投資體量往往非私人部門所能承受；二是對這種創新的投資可能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和巨大正外部性，然而，卻并不一定能給企業家自身帶來高額經濟回報。這就是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謂 “眼界的悲劇”（Tragedy of Horizon）。第三，對產業結構發生系統改變的顛覆性創新往往需要多行業、多組織的大規模協同投資，才能顯現其價值。這就是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ck）所謂的“協調外部性”(coordination externality) 。而企業家個體，往往無法動員和支撐這樣系統性的大規模協作。

產業政策的意義恰恰就在于，它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創新需求缺失”，釋放和激發企業家的創新潛能。一方面，產業政策可降低企業家進行產業升級的成本，提高產業升級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產業政策可直接介入具有強大正外部性的基礎性研發工作，亦可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促進私營部門加大對此類創新活動的投資和參與；再者，產業政策以國家的權威，給予企業家們長期發展的方向感和確定性。北京大學路風教授多年的產業研究表明，政治領導層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動力，是中國經濟屢次實現平穩產業升級的重要原因。這種方向感幫助企業家建立投資信心，并且促進了投資的系統性和戰略性，進而實現“協調外部性”。

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說，盡管產業政策很可能失敗，但產業結構升級從來不曾在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成功。在考慮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后，更是如此。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國際分工與各國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相適應。也就是說，國際競爭會固化一國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和專業化方向，而不是促進產業結構的多樣化和升級，從長期的結果來看，這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強迫分工。并且，內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技術進步內生于物質和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沒有其他社會制度干預的情況下，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距離將越拉越大，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論描述的那樣產生收斂。成功的趕超和產業結構升級，只有在利用各種因素和手段促進物質和人力資本“超?！狈e累時，才會出現。

不只是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等實現了成功趕超的東亞國家，都實施了相當長期和激進的產業政策。就是以自由市場自居的美國，也在二戰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對新興產業和相關科技實施了大量的傾斜政策和戰略投資，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間里，美國政府對科研的投資，占全國研發總投資的47%－65%。而同時期的日本和韓國，政府在研發總投資中所占的比例不過20%左右。張維迎教授宣布凡產業政策必然失敗，顯然與大量經驗事實不符。

當今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新一輪深刻的結構性產業轉型升級。這次轉型以數字科技、信息科技、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為依托，以建立更高附加值、更綠色、更具可持續性的增長機制為目的。這是我們所有判斷的現實起點。在這種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過程中，需要合適的產業政策的參與，以促進具有強大正外部性的投資和創新。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都是在充分發揮國家和市場各自優勢的基礎上取得的。好的產業政策，并不是要否認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不是用公共部門替代私有部門在創新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也不是簡單的減稅、發補貼，而是通過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共同協作，尋找適當的方法，克服產業轉型和技術創新的阻礙因素，釋放企業家和其他經濟主體的創新動能，實現經濟發展。

中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迫切需要好的產業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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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C. and F. Louca. 2001.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路風，2016，“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在哪里？－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文化縱橫》2016年8月。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vember 2004).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476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666808

汪丁丁，“連續性假設的社會科學涵義”，《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季卷。

汪丁丁，2015,《經濟學思想史進階講義：邏輯與歷史的沖突和統一》，上海：文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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