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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現代女權主義者來說，將“女性”與“家庭”概念捆綁本身就是在強化“家庭主婦”概念，是一種對女權的侵害，畢竟沒人會去搞什么“男性家庭部”。當然，即便是“女性家庭部”這一嘗試本身如今也岌岌可危，社會輿論傾向于這一部門無能失職，保守黨議員則干脆在今年7月提出廢止該部。

民調顯示，對女性家庭部的運營持負面評價者在男性和女性中都超過七成

那么中左翼的進步黨派呢？僅從政治光譜上來說，維護女性權益、推動性別平等無疑是其基本立場之一。但是如今坐在執政黨位子上的進步派（即共同民主黨，文在寅當局）并非是靠自身政治立場博得多數民眾的青睞而上位的。

縱觀顏色革命后的韓國歷屆政府，進步派曾經一度搭著顏色革命的東風占據優勢，然而進入新世紀后保守派立刻卷土重來，并建立了相當穩固的政治基盤，獲得了兩屆連任（李明博，樸槿惠）。是樸槿惠的重大丑聞和隨即爆發的“燭光革命”給共同民主黨和文在寅送來了“執政黨+國會六成席位”——這一韓國民主歷程中史無前例的大權獨攬。

如上文所說，這是在顏色革命國家中常見的運動式政治，象征著民意的選票并沒有選賢任能，而是出于對重大丑聞的憤怒，投向了“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方向。

在這樣的背景下，共同民主黨作為中左翼進步黨派卻不那么“左翼”或“進步”，也就不難解釋了。在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下，韓國大眾的日子并不那么好過。盡管文在寅當局的表現可以說可圈可點，但是選民們顯然不會在乎這一切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日子過得不好一定是當局的錯”，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社會輿論。票選體制下，選民們不僅會責難執政當局，還會對在野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政權輪替能成為一劑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在這種幻想和偏向保守的社會氛圍加持之下，保守派天然擁有輿論優勢。更何況保守黨總統候選人尹錫烈本身就是因為作為前檢察總長期間與文在寅當局激烈對抗才擁有了今天的人氣，其鮮明而激進的政治立場對于宣泄民意來說再合適不過了——至于他的執政能力？誰在乎呢？

支持政權交替（即執政黨下臺）的民意從去年年底開始上升，如今已達接近六成的水平

既然輿論的洪流正在向著保守的方向傾斜，共同民主黨為了博取選票也不得不弱化其自身的立場，迎合趨向保守的社會輿論。既然保守的社會輿論覺得女權做得太過了，那就表達一下擔憂——這也正是本文開頭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所干的事情。

盡管引爆輿論之后，李在明采取了和妻子共同活躍在鏡頭前之類的動作，但這一行為本身也很難說有多少是真正為了“女權”，從反面的角度思考這完全可以被解讀為將妻子視為附屬品的行為，這一舉措很難說不是被保守的社會輿論牽著鼻子走。

不僅是女權問題，在“薩德”問題上，李在明也一轉之前的強烈反對態度，而轉為承認現狀的態度——這恐怕也是受到競爭對手尹錫烈在“薩德”問題上激烈的主張所影響，尹錫烈認為撤走“薩德”的對等條件是中國撤走在邊界的遠程雷達。當然，說到底“薩德”是美軍基于美國利益而部署在韓國的，韓國的政府和民意對這此有多大影響力還是該打個問號的。

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保守派對女權的消極態度是其政治光譜天然決定的，在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下，充滿怨氣的韓國民眾在韓國輿論固有的保守方向上宣泄則是推了保守黨一步。共同民主黨作為進步黨派出于立場本應對抗這種趨勢，奈何李在明大概也知道韓國的大選與立場政策無關，一切都是社會風波、輿論造勢、街頭運動決定的。

在十月初尚且擁有巨大民調優勢的李在明已經因地產貪腐案而丟失了大量支持者了，競爭對手尹錫烈雖然同樣丑聞纏身，但是看來輿論風向在保守派這一邊——或者說，在反對當局這一邊。

既然民意對文在寅當局充滿抱怨，那么李在明就不得不和文在寅當局在立場上拉開距離，變得不那么“進步”，不那么“共同民主黨”。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自身黨派基本立場和個人政治理念的背叛，但是就好像選民們不會過問尹錫烈的執政能力一樣，選票面前，誰在乎呢？

“既然講政治搞不好韓國政治，那就照著輿論風向見風使舵吧?！?

或許這更接近這場韓國大選女權風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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