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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轉型期，國內青年就業問題嚴峻，“躺平”、“內卷”等詞匯從網絡到現實，充斥公共空間。清華博士土木工程師曹豐澤，放棄北京中產生活，選擇去非洲修水電站的真實故事，如一股清流，在年輕人和學者中間激蕩起很多思考。

世界格局深度演變，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等全球治理新實踐，在全球舞臺上積極作為。曹豐澤等中國當代青年的發展路徑的選擇，無疑是這場全球大變局的投射。

同樣身處變革期，當下中國青年的焦慮與40年前中國轉軌時期的潘曉的感嘆“人生之路怎么越走越窄”有何異同；面對大變局時代和日漸多元的中國，中國青年如何自如展現豐盛張揚的自我，11月17日，《文化縱橫》雜志組織了題為《全球變局時代的中國青年——從“潘曉討論”到“清華博士去非洲”》的研討會，邀請來自青年工作管理部門、學術機構和媒體機構的青年問題學者和研究專家，展開了討論。觀察者網也受邀參加，并推出【新青年·觀】專題，關注當下青年關心的話題。

本文根據作者在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曹東勃：

這一年比較特殊，疫情突然就結束了，整個社會放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又打開了，國際合作交流又重新恢復正常。

過去三年絕大多數學校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封閉管理的，現在要面向社會重新開放，放開之后大家如何適應，對青年人來講，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認識這個新情況。

很快各種“梗”接踵而至，“孔乙己文學”、青年人的就業形勢……目不暇接。

今年萬圣節上海的狂歡活動，青春上海公眾號在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轉發了基調不同的兩篇文章：一開始是轉載了《解放日報》的文章，肯定了上海是一個包容性的城市，青年人需要有宣泄的空間；但是很快又發文提醒說巨鹿路上人已經很多了，建議大家不要再前往。能夠感覺到這背后有一種緊張感。

雖然這場狂歡發生在上海，但在全國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以往萬圣節這類洋節青年人也過，但是像今年這么過的，這是第一次。不是過成西方的樣子，是把過去幾年的“梗”全都高密度地堆積到一起，這是個新的現象。以往萬圣節年輕人主要去歡樂谷，而今年，一場魔幻現實主義的活動被搬到了狹窄的馬路上。

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了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青年焦慮背后，不是一代人

最近我看到一篇《當孩子的高中班主任，解散了家長群之后》的報道，有老師解散家長群之后，留言區清一色地評論說，要珍惜敢于解散家長群的老師。

我們從小到現在，沒有被管得這么嚴格。2003年非典的時候，也有一段封控期，當時還沒有大數據，沒有行程碼。但那個時候我們的父母（多為50后群體）對我們幾乎是不聞不問，或者是隔一周打一個電話，提醒我們要多吃點東西，不要天天在寢室里打游戲。

這一代00后的家長普遍是70后，按理說見過更大的世面，但是他們對子女的干預，指導子女人生的這種“爹味”十足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也不亞于50后、60后。他們指導得很細致，再加上現在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對子女的關懷“無微不至”。學校稍微有一點做得不到位的，壓力首先是來自于家長，而不是學生，甚至雙方的壓力一起來。

所以，一個高度“內卷”的青年人背后，可能站著一對心態焦灼的父母，這不是一代人的內卷，還有另一代人在指導。

給青年有溫度的引導和建議

青年人很多時候關注的其實都是亞文化圈的議題，如性別領域的對立，婚戀領域的不婚、獨身，特別是經歷過封控措施之后，使得這種思潮有比較大的市場，包括今年還出現了厭童這樣的新話題……

今年上半年，就業話題被炒熱是主流媒體親自下場的后果。青年人本來探討孔乙己文學，是一種自嘲、反諷、玩梗的態度，結果一些主流媒體過早、過嚴肅地將之定性為“脫不下長衫”的狀態。一下子捅了馬蜂窩，很快就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7月的時候，主流媒體呼吁要樹立正確的就業觀。這個話當然不錯，但在那個當口，又被青年人攻擊。其實問題在于不僅僅是改變觀念這么簡單，我們面臨的很多嚴峻復雜的形勢，不是觀念的問題。

青年人不愿意生孩子，我們說要樹立正確的生育觀；不愿意結婚，我們又說要樹立正確的婚姻觀、戀愛觀；年輕人慢就業、不就業或者申請gap year（短暫休學年），我們引導他們要樹立正確的就業觀。要我看，好的宣傳不是針鋒相對的宣傳，倒不如擺事實，把道理放后面，或者說隱而不彰，體現在其中，否則就是在空講大道理。

讀懂年輕人的怕與愛、焦慮與關切

我這學期也開了一堂改革開放史的課程，雖然這是四史的標準課，但是我用了自己的一套講法，自己設計了一套大綱。主要是講1978-2012這段歷史時期，作為對后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個鋪墊，讓00后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如何一路走來。

我也談到了潘曉來信，我搜集了學生的一些感想，他們覺得我們在今天仍然有類似潘曉同樣的問題意識。

80年代初我們為什么會出現潘曉來信？從原來的社會主義突然拋入市場化轉型，由保護得很好的真空地帶，一下子可以允許釋放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需要，有多元化的選擇，一下子手足無措了，價值體系一下子沒了主心骨。為什么感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等等？我們看到當時的潘曉來信提到的很多問題，其實都是一地雞毛的，但更多的是對選擇多了之后的迷茫。

今天的青年人差不多也是如此，他們也覺得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多元的世界和多種道路的選擇。包括他們也提到了未來的方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更深層次的也提到了985廢物的問題。所以他們熱衷“發瘋”。

校園封閉管理會讓人的大學體驗和學習狀態發生很多變化。我們圖書館2023年1-6月的圖書借閱量，與2019年的同期相比，總量上幾乎下降了3萬多本。

這當然有疫情的影響。另一方面，我覺得這里面還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特別是經典讀物有些變化。在疫情之前看的很多的是浪漫的東西，在疫情之后、放開之后看的多的是法學、性別話題，比如《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包括一些對于世界陰郁的、冷冰冰的理解，比如《三體》《倦怠社會》，去年還有好多去借閱《叫魂》。年輕人對社會、對世界的想象，借助于書籍選擇，我們能看到，不能說更增添了幾分陰郁，但至少增添了幾分現實、理性冷靜。

通過這些觀察，我們想知道青年人到底在想什么，他們在閱讀什么，在焦慮什么，這些都是和現實勾連起來的。這背后其實很值得思索。他們也談到了書本、課堂的正能量和現實世界殘酷內卷之間的脫軌。我們不能把自己關在真空中去熬制雞湯，如果不去回應青年人的真實關切，其實雞湯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要給年輕人營造一個多元包容的生存環境，讀懂年輕人的怕與愛，焦慮與關切。

讓年輕人真正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這次萬圣節的狂歡活動，穩妥處理是合適的。這對于營造上海的城市形象，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是有積極意義的。現在每個城市都在為爭取年輕人、爭取年輕人的心、成為一個青年友好型的城市而各顯其能。現在，至少這個城市允許年輕人心里有苦悶的時候可以適度“發瘋”，這是溫和的，也是有溫度的。

如何面向當代青年，更好地處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這一直是個難題。疫情之前，我們對年輕人過洋節的態度一直是比較謹慎的，當然有的年份還有更激烈的反對和批判，今年似乎稍微允許在合理的限度之內釋放了一點天性。其實年輕人的所謂過洋節，它并不是簡單的一種復制，是有現實主義取向在里面的，是有相當程度的文化主體性在里面的，里面的符號從四大名著到魯迅，都是民族的。

過洋節難道是中外之爭嗎？是土與洋之爭嗎？是在暴露生活中需要我們去解決的實質性問題、數字化生存職場境遇中的“社畜”遭際，還是我們簡單地將其定性為過洋節然后一棒子打死？

關鍵是我們能否讀出這些符號背后的真問題，這也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追問，以及回應當下青年根本的關切。他們面臨著生活當中更多這些實質性的問題，需要去解決。

我覺得我們不能刻舟求劍，否則必然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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