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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出現過一些很奇特的現象，因為樸正熙的籍貫在龜尾，所以韓國人給龜尾起了一個外號叫“樸正熙格勒”，龜尾前任市長每年都會舉辦樸正熙誕辰節，公開演講時直呼“樸正熙大總統是半神半人的偉大存在”，以至于韓國政壇有了“半神半人”的梗。但是，就在龜尾這么右的地方，上一次地方選舉中，選出了一個民主黨市長。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龜尾的年輕人確實變多了，人口構成更復雜，二是上一任市長除了紀念樸正熙之外，民眾想不出其他做了什么，任期表現實在太差；他可能愿意拿100億韓元建一個樸正熙公園，卻連市政府公共廁所的手紙都供應不起。要知道，龜尾作為一個傳統工業城市，同時又轉型成功，不會缺預算，最后卻出現這樣的情況。

再比如，樸槿惠執政時期力推“創造經濟”政策，當然到現在也沒人知道“創造經濟”究竟是什么；當時，政府還要求每個省都要設立孵化器，“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各省再找大企業撐腰。大邱就是韓國首個建立“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的地方，背后大企業主是三星，三星為該中心拿出一塊土地，而這塊地就是三星第一代創業主李秉喆開辦三星商會的地方。李秉喆是慶尚北道人，最早創辦三星商會是做糧油生意。這也是為什么樸槿惠“閨蜜干政門”爆發，三星也上了熱搜。原因就是，明明沒人知道創造經濟究竟是什么，三星為何還如此大獻殷勤。

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揭幕時，三星的李在镕和樸槿惠一起參加開幕式，此間兩人單獨會面半小時。后來在“閨蜜干政”調查過程中，有國會議員問李在镕到底和樸槿惠聊了什么？李在镕回答稱，樸槿惠是向他介紹創造經濟；這位議員說了一句話，令全場大笑，連李在镕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樸槿惠的腦子根本沒有辦法以創造經濟為話題談半個小時！”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和三星電子董事李在镕 圖自韓民族日報

整體而言，慶尚北道、以大邱為中心這一帶，政治光譜仍然偏右，這是歷史淵源造成的。韓國的政治體制有幾個很明顯的特征或者說弊端，前面提到的地方政治完全割裂，是其中一點；另一點則是有太多盲目崇拜的追隨者，無論是文在寅陣營還是樸槿惠陣營。在韓國，有一個政治口號，“腦袋被打碎了，也是文在寅。”起初是中性詞，，但隨著文在寅執政，很多政策出現爭議，這個標語也成為貶義詞，一些反對者以此嘲諷文在寅支持者是“腦碎文”。同理，“親樸”也是貶義詞。

所以，當初大邱成為韓國疫情震中時，很多人都在討論為什么不能封城？我想，只要了解了上述情況，就能明白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旦封鎖大邱，相當于把為周邊工業城市提供后勤保障的地方給封了，時間一長，足以導致韓國整體經濟出現大停滯。韓國無非就是四大支柱產業，芯片、電子、汽車、造船，最多再算上鋼鐵。除了造船業，主要分布在靠海的慶尚南道以及蔚山一小部分，其他都在大邱附近。在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雖然大邱出現大規模確診，但現代汽車蔚山工廠、LG龜尾工廠都出現停產；高鐵通車以后，這些城市之間，最快15分鐘就能達到，人員流動極其密集活躍。

另外，從工業技術角度來講，尤其是芯片行業很難停產。幾年前，三星在京畿道的一個工廠，因為臨時停電5分鐘，損失10億韓元，雖然芯片業主要是自動化生產，對人工依賴不大，但是一旦停產，損失就特別大，因為不只是停產本身帶來的損失，還包括復產之后的不良率提升，導致間接成本很高，所以企業不希望停工停產。

再者，如果大企業停產，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怎么辦？中小企業停產，很可能面臨生存難關，而大企業完全可以找到另一個供應商。所以這些企業都沒法停工，除非工廠出現確診患者，因為這是韓國政府有明確規定的。現代汽車就同時遇到兩種狀況：一是有供應商確診，零部件無法供應，導致其一部分生產線停產，二是蔚山工廠有員工確診，最終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員工以及和他同時當班的其他生產線員工全部隔離。

此前，中國工廠逐步復工，對韓國本土的零部件供應有所緩和，但仍面臨交通物流管制問題，中韓之間的航班數量一度降至往常的20%，快遞物流速度也變慢。 所以，現代汽車曾四處面談，輾轉于中韓各部門，韓國的產業部，中國的商務部，中國駐韓使館經商處，中國地方政府等等，并自費給零部件供應商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資，希望可以讓自己的工廠能夠早點恢復供應鏈。

韓國東大邱站 圖自維基百科

文章開頭提到，大邱之于韓國，就像武漢之于中國，這不僅體現在疫情爆發上，還體現在地理要道上。當初武漢疫情大規模擴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大邱也是如此。在韓國高鐵體系中，70%的發車量集中在京釜線；在京釜高速上，大邱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再者韓國高鐵不像中國，中國太大了，在京滬高鐵線上的高鐵不一定跑完全程，但韓國所有高鐵幾乎都跑完全程，只是中間停靠車站可能不太一樣，但大邱是所有車輛都會停靠的地方；而且大邱又有分支線，中轉到其他地方，比如浦項；對幾大工業城市而言，大邱就是樞紐中轉地，一旦封鎖，這些城市怎么辦？如果看過電影《釜山行》的話，大家應該會有印象，其中一個場景就是在“東大邱站”，車站非常大，停有很多備用列車。

圖自韓巢網

所以，且不論韓國政府從政策上能不能封，在現實層面上也不允許。韓國支柱產業對這些工業城市的依賴度高達七成，境內至少40%的汽車零部件廠在大邱周邊，大邱封城，就像韓國經濟大動脈被切斷，可能意味著韓國支柱產業的崩潰。

當然，文在寅政府不會輕易封城，還有一個政治因素，即4月15日的韓國國會大選，這對執政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當然，現在文在寅順利拿下此次大選。但是就選舉前，尤其是韓國確診人數急速上升時期，一些政治熱衷者已經拋出爭議話題——大邱疫情大規模爆發，到底是中央政府的責任還是大邱政府的責任？畢竟，大邱市政府、慶尚北道政府還是在野黨地盤。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后，文在寅政府迅速進行檢測，確診人數直線上升，也讓外界感慨防疫如此硬剛。當年，樸槿惠時期，韓國經歷“MERS”，政府被抨擊的最大問題是不透明，所以現在文在寅要在最大程度上體現自己的行為準則和過去政府有所不同。

其中，頗受外界肯定的是，韓國部分地方政府自2月26日起，開通“得來速”（drive-throug）免下車快速病毒測試，幾個小時便可知檢測結果，擴大民間病毒檢測規模；截至4月8日，韓國進行了超過48萬次病毒檢測。同時，韓國政府利用大數據，收集病人及其密切接觸者的行蹤記錄進行流行病學追蹤，比如信用卡記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時間及地點等等。這項措施的法律基礎是韓國政府在MERS之后修改的《傳染病防治法》，修法容許政府能夠在國家應對緊急危機時收集民眾手機號碼、信用卡等個人資料。

自2月最后一周的疫情高峰起，僅經過兩星期，韓國單日增加確診數字已回落至雙位數，3月14日韓國單日新增76人。

由于確診病人大都迅速隔離，全國醫院可以騰出足夠病床數，讓重癥病人得到治療，大大降低病死率，目前韓國的新冠肺炎病死率大約控制在1至2%。

文在寅政府在短短數周內轉危為機，同時又有歐美各國的“同行對比”，據Realmeter在3月26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回升至52.5%，創下2018年11月以來的最高紀錄。當然，不管文在寅當機立斷的舉措對錯與否，在他任內出現大規模感染，總歸是有責任的，問題只是在于多大。

眼下，全球疫情大流行仍無法看到盡頭，人們不知道還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已經緩和下來的地方是否會面臨反撲。政治家們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全面甩鍋，一場疫情看盡人間百態。當然，除了疫情還有經濟，疫后時代世界潮流會走向何方，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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