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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農業之所以會導致瘟疫傳播絕不僅僅因為人口增加與定居的發生，更主要的原因是農業擴散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最早的農業，以中國華北地區為例，起源于山麓與盆地的邊緣地帶，當時人類只能利用最容易耕種、最肥沃的土壤。村落稀疏，村莊規模有限，人們的食物還很大比例要依賴狩獵采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比較小。

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人們開始更多砍伐森林、開墾草地、排干沼澤，闖入主要屬于其他動物的生境，接觸病原體的機會大大增加。再者，人類長期生活在一個村莊，就會產生大量的垃圾，腐爛的垃圾會污染水源，由此蚊蟲滋生，導致瘧疾橫行；污染的水源還可能導致霍亂。

同時，定居農業還導致人類的食譜變得單調，過多谷物攝入導致齲齒病頻發。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科恩與同事就曾注意到這個問題，隨著人類進入農業階段，身高變矮，身體的協調性變差，人類的營養與健康狀況反不如狩獵采集階段。這種狀況隨著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更加惡化，因為農業促進社會分化，富者產生肥胖的毛病，窮者食不果腹，可能會鋌而走險，食用一切能夠找到的食物，包括帶有病原體的野生動物。

我們是否由此可以說農業就是瘟疫之源呢？顯然不是，高度社會性的動物，尤其是哺乳動物，都有可能感染瘟疫，鼠疫本來就是鼠類的疾病，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很可能來自蝙蝠，經過果子貍、穿山甲等中間宿主，并且經過變異，才變得讓人類容易感染。

某種意義上說，社會性是瘟疫的溫床。獨居的動物即使感染了致命傳染病，也不會殃及整個物種。然而，人類是一種極端依賴社會性的動物，人類通過社會有了語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時，因為存在社會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體才可能傳播擴散。相對狩獵采集生活，農業代表更高程度的社會化，不僅能夠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一起，因此瘟疫傳播的條件更便利。

狩獵采集時代是否就沒有瘟疫呢？目前考古學上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就距今三四萬年前解剖學上的現代人迅速替代尼安德特人這一情況而言，有研究者就提出一種假說，即現代人把傳染病帶給了尼人，就像近代歐洲殖民者把天花帶給美洲土著，導致土著人口急劇減少一樣。尼人由此大幅減少，加之棲居地被現代人分割，無法通婚，所以只能滅絕。總體而言，瘟疫對狩獵采集者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主要因為狩獵采集者的人口總量小，密度低，流動性大，另外一個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狩獵采集者大多數時候生活自己的生態系統中，不需要也沒有能力跨越不同的生態系統，感染疫病的風險因此也比較小。

人類社會應對瘟疫的基本策略

農業時代雖然有瘟疫的威脅，但是我們從歷史上看到，人類的人口仍然在大幅度增長。農業時代的醫學技術雖然不如現代，但是古人并非沒有應對瘟疫的策略。考古學上農業有個名不符實的名稱，叫作食物生產（foodproduction），其實農業并不生產食物，而是讓動植物生產。農業的本質就是控制，一個更常用的名稱叫作馴化。

農業發展的理想狀態就是農業文化生態系統，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中國南方的稻作農業，長期的耕作，控制良好的灌溉，可以形成肥沃的土壤（如鱔血土），稻田養魚、桑基魚塘都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幾乎所有的廢物都會循環利用，這個生態系統能夠做到基本封閉。人們可以在有限的范圍內養活大量的人口，基本不需要侵入其他動物的生態空間。在這樣的生態系統中，人們飼養豬、狗、雞，還有牛，偶爾有羊與馬（所謂六畜），所有這些動物都被控制在農業生態系統之中。即便這些動物偶爾也會把疾病傳染給人類，但由于長期的適應，最終形成一種平衡（因為易感人群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稻田養鴨（左）浙江湖州桑基魚塘（右）

（圖片來源于《中國國家地理》2019年第3期）

其實除了馴化的動物，農業村落中還有如家鼠、蟑螂、麻雀等依賴人類生活的共生性動物（commensal）。這些動物當然也是疾病傳染源。一只健康的家鼠身上平均有7只虱子，一旦生病之后，虱子的數量能夠達到五六十只，老鼠死后，這些虱子就可能會把人類當成新的宿主，通過叮咬把病菌傳給人類。不過，長期的共處，也讓人類與這些共生性動物之間形成了平衡。但是如果家鼠接觸了野外感染鼠疫的老鼠，就可能把鼠疫傳給人類。所以，農業社會的安全取決于農業生態系統的完善程度，當人口超過系統的承載力，或是社會混亂破壞了農業，或是氣候變化，農業系統就可能崩潰，封閉的安全屏障就會消失，災難隨之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