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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昌杰】

據國家統計局（20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比例18.7%，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人口老齡化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化在人口結構上的表現，其在中國家庭層面則呈現為一種“下行式家庭主義”（閻云翔，2017），即家庭作為一個天然養老單元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那么我們該如何滿足如此龐大的“溢出”家庭的養老照護需求（胡曉映、呂德文2022）？“養老服務的市場化”便是應對方式之一。

近年來，國家政策層面上有對養老機構數量與養老床位數的“增長計劃”，各地各類養老機構也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建立起來。但與看似“利好”的行業前景相比，關于養老機構的負面報道卻也不絕于耳：“70歲護工過失殺害89歲老人，背后反映了中國老人的真實困境”（八點健聞，2021）；“福利院護工連續掌摑癡呆老人，警方已介入調查”（澎湃新聞，2020）；“高齡老人遭護工掌摑：3.5小時打57次，護工虐老引深思”（中國日報網，2018）等。

在這些報道中，民辦養老機構無一不處于道德洼地。但正如吳心越（2021）指出，大眾常常會將這些負面新聞的原因歸結為護工的低素質，而忽視了具體照護實踐過程中情景的復雜性。

本文便試圖通過田野經驗對此種“復雜性”進行簡單的勾勒與說明，表明不僅是護工，家屬與機構運營者也對這些負性事件的產生負有責任，并在對機構養老涉及的三個主體角色分析中，總結出機構養老行業的自身特質。

合肥：小朋友前往養老服務站開展“愛在重陽 情暖飛虹”主題活動。圖源：視覺中國

家屬：信息不對稱與情感弱化

在機構養老實踐中，家屬雖然已經脫離了具體的照料勞動，但其仍然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維度介入其中，使照護勞動本身呈現出“護工—院民—家屬—機構”這四方主體的互動與博弈狀態。其介入也使得照料勞動更為復雜。

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在于，家屬雖然購買服務卻不親自享受服務，無法做到服務購買與服務享受雙方的直接交流，信息在多個主體之間流動。這使得家屬對機構內的照料情況知之甚少，他們無法監督照料過程，也就是說，在照料過程中存在一種“信息不對稱”。

因購買服務者（家屬）與享受服務者（院民）的空間分離所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使得購買服務者（家屬）無法實現對機構的充分監督，享受服務者（多為失能失智群體）又沒有監督能力。

因為家屬對院民有贍養義務，因此對養老機構也應有相應延伸的監督義務。故而在購買服務后，并不意味著家屬只有權利而沒有監管責任，家屬應當通過情境來進行判斷是否應主張其監督權，這也是家屬的責任所在。

同時，家屬與院民的聯結程度會直接影響到機構對院民的日常照料，但這種建構關系的主動權卻主要掌握在家屬手中。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下行式家庭主義”（閻云翔，2017）外，因為城市養老的“去家庭化”更快，被發展和理性的話語所統治，家庭養老缺乏底線保障機制，不僅法律保障的成本高，城市社會中也缺乏相應的社會機制，不似村莊社會中社會輿論等作為底線機制還發揮一定的作用（賀雪峰，2022）。

因此，家屬可能存在的第二個問題便在于其對院民的漠不關心，無疑會使得養老機構內的照料生態不斷惡化，誘發各類惡性事件的產生。

雖然說將父母送入養老機構也是踐行孝道的一種方式，但一個普遍事實是：在院民進入養老機構之前，其已經對家庭照護者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身體負擔與情感負擔（吳心越，2020）。例如一樓的趙奶奶在被送入養老機構時，她老伴向我們訴苦：

“她也是老年癡呆，腦子時好時壞，特別容易亂跑，然后就找不到人了，前幾天又是跑丟了，誰也找不到她，最后只能出動公安找，我心臟搭橋手術已經做了四根了，再也經不起刺激了......我兒子兒媳都有工作要忙，現在兒媳還懷了二胎，我又照顧不了她，那就只能把她送到這里來照顧。”

在已經對家庭造成較重照料負擔的情況下，家屬在將親人交給機構代養時便已經出現了一種“情緒”和“疲勞”，只要被照料者在機構內“安全”生活即可。因此，家屬和院民兩者對于什么是“好的照料”本身是存在分歧的。

S機構三樓的部分可自理老人在與我日常的交流中都在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中流露出對“交流”“陪伴”和“自由”的向往。不過當前絕大多數的中低端民辦養老機構僅能為老人提供底線生存照料，再高一層次的精神與情感照料遠未實現。

但在院民的家屬看來，他們既希望養老機構是服務者，也希望其可以作為一個管理者，這樣才能不讓院民“給自己找麻煩”。

由于被送往養老機構的院民多為失能失智群體，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對他們的照料要求較高，尤其是精神上的失能半失能院民，如果居家照護，家庭要付出較重的照料成本，但處于發展階段的子代家庭又無過多勞力與精力進行看護，便不得不將其送往養老機構，如王奶奶的女兒直接將其稱為“我們家害人精”，也是因此才將其送往S機構，幾乎不來看望。

故而機構除了提供服務以外，還必須承擔管理職責，以減輕家屬負擔。這種“不找麻煩”式的動機也在管理者口中得到了證實：

“如果你到一個養老院，發現這個養老院打出的宣傳標語是安撫老人，關愛老人，總之就是一切順著老人的意思，那就千萬不要去這個地方。因為這里就像一個學校，而這些工作人員就像是老師。如果一個養老機構，他會批評，會斥責，那說明你的老人送到這里一定會被管理的服服帖帖，也一定不會給你（家屬）找很多麻煩。”

隨著院民在機構入住時間的延長，院民失能的程度會越來越深，家屬來看望的次數也會越來越少（李丹、白鴿，2020）。甚至有的家庭在院民臨終前一兩年都極少去探望，也不在乎機構內發生了什么，只要老人“安然”活到去世即可，這或許是家屬和護工之間的“默契”。那么這無疑是助推了機構內的種種不規范現象，只要不危及院民生命，機構的種種照料方式即是“合理的”。

“有的時候我們晚上，老人要死的時候你要經常去看……好比說他一死，你就要趕緊告訴家屬。而且經常還是死了之后才告訴，在這里都是那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