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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崔守軍、劉祚黎】

自2019年10月14日以來，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而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誘發的大規模騷亂仍在持續蔓延，摻雜在其中的縱火、打砸等暴力活動已至少導致15人喪生、近600人受傷。政府宣布，圣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全城宵禁，多條地鐵線停運，多所學校停課。據悉，智利軍警已啟動管制措施，目前部署了約9500人，使用催淚瓦斯和水炮壓制暴力活動。自動亂開始以來，已有2600多人被拘捕。

25日，近一百萬人參與了圣地亞哥的街頭抗議示威，這是智利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游行，群眾表達了社會不平等的強烈不滿情緒。為緩解社會矛盾，皮涅拉總統宣布實施包括提高養老金、取消電費漲價在內的九項改革方案，但局勢似乎沒有好轉的跡象，要求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辭職的聲音依然高亢。智利作為拉美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典范，突然陷入混亂令人震驚，而在混亂背后可以發現智利表面繁榮之下隱藏的深刻的結構性問題。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19日，智利圣地亞哥，民眾持續示威，地鐵站起火。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何為“智利模式”？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智利維持了30多年的較快經濟增長，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定義的1萬美元門檻，2018年人均收入已接近1.6萬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智利貧困人口比例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36%降至11.7%。2010年，智利被納入具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合組織（OECD）。相較于其他拉美國家的經濟失速，智利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拉美國家中最成功的，因而“智利模式”被視為發展中國家治理的典范。

“智利模式”是國際社會對智利在現代化進程中成功發展經驗和理念的贊譽，在社會保障領域該模式主要體現為在智利建立了一種個人繳費、個人所有、完全積累、私人運用的養老金運行模式。然而，“智利模式”并沒有超出新自由主義的范疇，是一種追隨西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自由化。

“智利模式”的核心是基于“華盛頓共識”實行市場調節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領域，“華盛頓共識”主張推進降低財政赤字、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鼓勵外國投資、私有化改革等措施，著力打造一個經濟私有化、市場化的國家。新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制是維持經濟高率運轉的制度，強調市場是資源最優化配置的方式，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積極倡導國際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上述邏輯源于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上屬于典型的自由主義，認為獨立個體優先于社會，主張保障個人權利、寬容的文化和盡量少的公權力。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智利模式”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張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經濟運行模式，而政府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盡管智利也針對自身現實做了少許調整，例如在改革初期對銅礦的私有化十分謹慎，并且高效地管理對外經濟，但總體上仍然可視為西方經濟學說的南美實踐。

在外貿方面，智利與50多個國家簽署2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與簽署協定國家的平均關稅低至1.2%。然而，智利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出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沒有改變智利嚴重依賴資源出口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變革滯后為社會發展帶來的壓力與日俱增，這也是拉美國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通病。

二、形成的歷史脈絡

“智利模式”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其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發端可追溯到梟雄皮諾切特的高壓政策。1970年奉行左翼路線的阿連德總統上臺后，迫不及待地進行大刀闊斧的“土地改革”，導致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武裝沖突不斷加劇，疊加擴展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惡性通脹，最終局勢失控。

面對內外交困，1973年皮諾切特用政變終結了阿連德的左翼政府，軍政府統治下的智利放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采納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表現為國有資產私有化、鼓勵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在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為代表的“芝加哥派”的努力下，皮諾切特政府逐漸采納了一系列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軍政府的強力統治和高壓政策確保智利得以度過艱難的轉型期。

1990年，經歷漸進的有限民主化后，智利模式的政治民主化終于得以落實，開啟了民主時代。在經歷長期的軍政府統治后，智利的民主政治仍保留了諸多威權主義的特征，智利軍方仍然保留相當大的權力。艾爾文和弗雷兩屆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采取諸多舉措，以推進民主化的完善。首要目標是恢復憲法權威以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權，進而才能解決更緊迫的社會穩定問題。智利的政治民主化首先追求程序民主，即暫時確保民主進程和程序的執行，后追求實質的民主。

其次，智利逐步向文官統治過渡。雖然在政治上民選政府否定了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統治，但皮諾切特的經濟改革成為重要的政治遺產。民選政府認為政治和經濟穩定之間有直接的關聯，因而延續了皮諾切特軍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由于20世紀90年代蘇聯的失敗，新自由主義幾乎沒有受到阻礙地成為了智利經濟的指導原則。比如，艾爾文總統在1990年5月的全國講話中指出，智力經濟增長的動力是私營企業。

在民選政府的文官領導下，智利經濟蓬勃發展，經濟平均年增長7%以上。民選政府致力于扭轉皮諾切特軍政府強加的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如社會不平等、高貧困率等問題。長期的穩定政治基本保障了經濟政策的落實，在“芝加哥派”的指導下，智利完成了私有化、降低關稅壁壘、外資準入等任務，逐步成為一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自由化、財產私有化的拉美國家。隨著智利經濟的持續發展，“智利模式”這一概念逐漸在學界研究中流行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