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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扭轉乾坤。這是1840年以來，西方大國第一次對侵略中國的選擇感到了畏懼；1949年4月還在中國長江里上下游弋的西方軍艦再也不敢回來了，從此我們獲得了近70年的和平。”

在5月13日的《這就是中國》第十八期節目中，節目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講述中國從領導到落后再趕超的歷史過程，解釋這一過程背后的歷史邏輯。

觀察者網整理節目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2017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在荷蘭舉辦的奈克薩斯辯論會。辯論開始的時候，主持人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拿破侖曾經講過這么一句話，說權力背后總會有某種不安，今天這種不安是否變得更強烈了？似乎整個世界都充滿了某種不確定。

當時有一位反華的法國哲學家Levy，他第一個發言。他說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走向了孤立主義，整個西方的自由主義模式受到了挫折，以啟蒙運動為代表的歐洲自由主義傳統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這些“反啟蒙”、“反自由”主義國家的挑戰。他說中國、俄羅斯這種專制主義模式乘勢走強，這給西方造成了許多的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義。

主持人就這個問題請我談談看法，我是這樣說的：西方這種權力的不安，問題是出在這個權力脫離人民。孔子講，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脫離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險。

張維為教授在Nexus論壇  圖片來源：觀視頻截圖

當時十九大剛剛開過，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權力要永遠與人民在一起，以人民為中心，才能無往而不勝。實際上，今天的西方出現這么多亂象，包括“黑天鵝”現象，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政治權力嚴重脫離本國民眾，也嚴重脫離世界人民，我想這是問題的關鍵。

過去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歷史上我們曾經領先西方，這個領先是有原因的；后來我們落后了，落后也就會有教訓；現在我們又趕上來了，甚至在不少領域超越西方了，那么這種趕超也是有原因的。我們今天趕超成功的原因，和歷史上我們領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種正向關系。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三個問題：第一，中國歷史上領先西方主要是什么原因；第二，后來為什么中國落伍了；第三，中國是如何趕上來的。當然這是我的一家之言，和大家一起探討。

先談第一個問題，過去2000多年，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應該說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等廣泛的領域內，幾乎是全面領先當時的歐洲。我認為，一切在于比較，沒有絕對的好，但是相對而言，歷史上的中國是相對先進的。就像今天我們也可以通過國際比較的方式衡量中國，確實中國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做得更成功，做得更好一些。當然，中國也可以做得更好。

古代的情況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回頭看，我們當時也有很多問題，但總的來說比同時代的西方國家，或者其他地方的國家還是要好一些。

當時中國領先歐洲有那么幾個主要原因，首先就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民本傳統，也是我們古訓講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將人民看作是國家的基石，看作是人心向背的關鍵所在。把民生問題看得非常重，把民生解決的好壞，看作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情。

管子就說過“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首先就要讓老百姓富裕起來。孔子也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不光要使老百姓富裕起來，而且使他們活得壽命長一些。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傳統也是“經世濟民”。

我們的先哲提出過很多民本、民富的具體政策。比方說孔子還有他的弟子一直主張輕徭薄賦，重視農業，重視民生。這些思想在17、18世紀傳到歐洲，給歐洲的經濟學家，給歐洲的朝廷帶來了震撼。當時法國有個大經濟學家叫魁奈，他極力主張學習中國的重農政策和土地政策，因為大家都是農業經濟。法國和奧地利的國王也模仿中國皇帝，在每年春耕的時候舉行親耕儀式。

中國的民本傳統除了富民，還有其他內容，比方說教民，孔子說的“有教無類”，通過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堯”。這些理念都是非常先進的。中國古代還有“常平倉”政策，通過國家儲備，防止“谷賤傷農”，因為谷價跌的時候，會傷害種谷農民；也要防止“谷貴傷民”，萬一谷價貴了，老百姓買不起。所以由政府進行采購，必要的時候拿出來出售。

后來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推出所謂新政的時候，他的農業政策實際上就借鑒了一些宋朝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做法。這些事實本身也說明，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實際上有不少樸素的社會主義元素。我想這為后來中國接受社會主義理念和制度，做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鋪墊。那么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