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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因，中國古代政治當中有“天命觀”的理念，可以說“天命”是中國漫長歷史中國家權力的最高來源，它與歐洲歷史上的“君權神授”是不一樣的。“天命觀”實際上是對國家最高權力的一種監督和制約。在中國歷史概念中，“天”總是用來表示最為重要的意義，比方說“民以食為天”、“王者以民為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等。換句話說，“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它實際上是包括了自然、民眾、社會、祖先、世間萬物的一種匯聚，代表最高的正義和權威。

統治者代表“天”去統治和保護民眾，但是一旦統治者違背了天命，開始蹂躪百姓，“天命”會被召回，人民會揭竿而起來實現新的天命。所以歷史上我們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既是順天，又是應乎人。這里所說的“湯”，指的是商朝代替夏朝，距今三千五六百年了。西周代替商湯，兩次王朝更迭被稱為革命。

用今天的政治哲學來看，實際上“天命觀”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自己的“契約論”，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說的話“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這個意義上，“天命”實際上就是“民心向背”，就是對皇帝的警訓。有位中國學者曾經這樣描述，“天命觀”實際上就是一種“政績合法性”。“天命觀”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統治者并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但他可以通過德行，通過自己的政績來影響天的意愿，當上天對一個統治者不滿的時候，它會通過自然災害等形式對這個皇帝發出警告。當一個皇帝的天命被廣泛地認為不復存在的時候，中國百姓可以揭竿而起。

這在古代歐洲是不可思議的，這種中國的“契約論”比法國思想家盧梭提出的“契約論”要早2000多年。盧梭在18世紀中葉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他認為政府和人民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政府要認識“公意”、實踐“公意”。盧梭還提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安排來落實這種契約。但是，在他去世之后，法國的政治一直非常動蕩，動蕩將近200年，最后才逐步穩定下來，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話題。

與“天命論”平行的還有一些中國人的理念，比方“天下為公”的思想。中國先哲早在《禮記》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認為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后來成為美好社會的一種政治理想，為中國社會所廣泛認同。這對中國歷代朝廷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道德制約。實際上，這些都是同時代的歐洲君主難以想象的事情。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典型的例子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嚴格來說是從隋朝開始的，到宋朝的時候，科舉制度變得非常成熟，多數官員通過是科舉考試選拔的。相比當時的歐洲，大多數國家一直是絕對君主制，官員也是貴族世襲制。直到19世紀，歐洲才從中國借鑒了，或者說引進了科舉制度，形成自己的文官考試制度。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是，總體上古代中國的社會自由度普遍要高于歐洲古代社會。農業社會中，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中國土地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買賣的。中國是個小農社會，小農經濟為主，而歐洲是農奴社會，土地屬于農奴主，所以小農生活的自由度遠遠超過農奴。

至于知識界的自由度，我記得中國學者劉夢溪曾經這樣描述過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狂”，就是一種自由的概念。他說“狂”這個字在汗牛充棟的古代文本中是個常見詞。中國還有源遠流長的武俠文化、寫意繪畫、書法狂草等傳統，有儒家的圣人理想，也有佛教禪宗的頓悟超越，有道教崇尚自然。這種“狂”的程度和范圍在古代的歐洲文化中是罕見的。某種意義上，我覺得西方人天天嘴上喊著自由，可能正好證明了古代的歐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么歐洲后來靠什么超越了中國？

首先是戰爭。從16世紀算起，歐洲在很長的時間里都在打仗，從四五百個國家開始打到最后剩下二三十個國家。有人做過統計，從1500年到1799年，歐洲主要國家多數時間里都卷入了大規模的戰爭，西班牙是81%的時間卷入，英國是53%的時間，法國是52%。

上圖為1490年歐洲版圖，下圖為1990年歐洲版圖。正是市場擴張的欲望導致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最終由500個政治體兼并為25-28個民族國家。圖片來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0 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LTD，1990，pp. 41-43

但是壞事變“好”事，有些歐洲國家在本身付出巨大的生命財產代價之后，在死亡和破壞無以計數之后，一些國家的軍事實力發展起來了，然后它就開始到處攻打別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奪別人的財富和資源。后來他們打敗了中國，并強迫中國支付天價的賠償，為歐洲的發展注入了大量資金，而中國自己則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西方的軍事崛起還帶來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現代國家的社會組織能力和科技實力提高了，那么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原因是金融，從西方和東方貿易中一些發了財的西方人，比方說在威尼斯，這些商人就開始投資戰爭，發戰爭財。他們資助了歐洲內部的許多戰爭，這個傳統后來又在荷蘭、英國等國家得到延續。我記得美國學者彭慕蘭曾經這樣講過，他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資源動力是棉花，而棉花來自于美洲奴隸主控制的農場。工業革命產品的主要市場是美洲和亞洲，而不是英國本身。

盡管古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是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矛盾一直沒有解決好，造成我們整個國家對進口白銀的依賴。16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采白銀，而且向中國出口白銀，結果中國患上了“白銀依賴癥”，也就是說中國的貨幣供應取決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銀。現在回頭看，包括明朝李自成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發不出薪水，缺乏貨幣，國際市場上的白銀供應量迅速減少。由于種種原因，比方說西班牙的貿易體系出了問題，過去一年之內有60多艘貨輪運著白銀到中國來，一下子減到一年只有6到7艘船的白銀，減少十倍，這就造成了貨幣供應的危機。清朝的覆滅也跟這個有關系，英國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在1870年左右開始由“銀本位”轉向“金本位”，所以銀在國際市場上的價錢一下子跌了很多。這些原因促使中國被歐洲超越。

這些情況也說明當時的中國朝廷缺少國際眼光，缺少處理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能力。盡管中國是發明紙幣的國家，但是到明清兩朝，中國還是沒有能夠解決好貨幣短缺和貨幣信用的問題，最后只能通過進口白銀來平衡。過去明朝也有皇帝嘗試過建立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和貨幣信用，但都沒有成功。后來到民國時期，我們發行過法幣也沒有真正成功。中國的貨幣自主實際上是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