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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交平臺的監管存在法律空白

推特之所以會成為美國政治對立的焦點和黨爭的工具，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現行法律和監管措施的滯后和缺失使得這類社交平臺的權力過大而責任過小，平臺的掌控者和管理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濫用刪帖和封號的權力，達到控制信息傳播和影響輿論的政治目的。

按照傳統的法學觀點，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平臺屬于科技企業的“私人財產”，其所有者有“自由”選擇允許什么樣的言論出現在平臺上，就像一家報社有“自由”決定刊登什么樣的文章。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只禁止了美國政府“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但是并沒有對出版商發布什么樣的言論做出法律上的限制，因此推特等互聯網平臺封殺特朗普或者什么其他保守派賬號都不違反美國的法律法規和社會慣例。

然而問題是在美國建國之初的歷史背景里，沒有一家報社或者電臺可以達到一手遮天壟斷公共討論的程度——今天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卻做到了這一點，推特和臉書等少數幾個網站成了很多人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參與公共活動以及政治討論的重要場所。

綜合美國最高法院的既往判例，如果私有機構的行為“相當類似”政府的行為或政府“顯著地參與”私有機構的運作，那么私有機構就會被認定為“政府行為者”（state actor），應當受到限制政府的法律法規的限制[1]。

例如在1989年斯金納訴鐵路勞工負責人協會案（Skinner v. Railway Labor Executives’ Assoc.）中，鐵路工會方指控聯邦鐵路管理局對鐵路運營人員進行隨機酒精和毒品檢測違反了“不得無故搜身和扣押”的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但是時任交通部長斯金納代表的聯邦政府方認為政府從未立法強制檢測，實際上開展檢測工作的都是各家私有的鐵路公司，用來限制政府的第四修正案對他們不適用。

最終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政府雖然沒有強制檢測，但是立法豁免了私有鐵路公司進行這類檢測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因此由私有鐵路公司開展酒精和毒品檢測不再是私人行為，而是國家行為，應當受到第四修正案的限制。

今天美國互聯網平臺的司法處境和斯金納案中的私有鐵路公司非常相似。美國政府在1996年通過的《通信規范法》中的第230條款規定，電信服務商和網絡內容服務商不應被視為信息的發布者，因此他們無需為用戶在他們平臺上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條款同時豁免了這些平臺審查“淫穢、暴力、騷擾或其他令人反感的材料”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

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自然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的。在當時來自加州和俄勒岡州的兩名眾議員起草這則條款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美國互聯網企業避免復雜的法律糾紛，放心大膽地進行發展擴張。從20年多后的今天來看，230條款的目的確實達到了，谷歌、臉書和推特等美國互聯網企業成長為影響全世界的科技巨頭。美國海軍學院網絡安全法專家杰夫 · 科塞夫教授認為“230條款造就了互聯網”，如果沒有這則條款，今天主導互聯網的那些企業都將不復存在。

美國海軍學院杰夫 · 科塞夫教授的著作《創造互聯網的二十六個詞》（230條款的正文有26個詞）

耶魯大學著名法學教授杰德 · 魯本菲爾德等法學家認為，正是由于推特等互聯網企業是靠著政府批準的司法豁免在平臺上審核言論，所以網絡平臺的內容審查應當如斯金納案的判例那樣，被認定為“國家行為”，被憲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律施加限制。

在美國目前的司法和政治實踐中，這個問題暫時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但是在過去幾年，包括南希 · 佩洛西等多名民主黨立法者曾經以“考慮重修230條款”要挾推特和臉書等互聯網企業加強對“煽動言論”和“假新聞”的監管[2]。這些企業很快心領神會，加強了對極端保守派和共和黨支持者的打擊，結果230條款最后也沒有發生變更。

此次隨著馬斯克入主推特，民主黨很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再次提出重修230條款，而共和黨為了反制也會提出自己的提案。兩黨圍繞如何修改條款又會陷入一輪新的黨爭，在幾年內都未必能爭出結果。

而就在馬斯克收購推特的同時，拜登政府宣布在國土安全部下成立“虛假信息治理委員會”，以“打擊外國的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其首席執行長妮娜 · 揚科維茨親民主黨的立場非常鮮明，她此前曾稱拜登之子亨特的筆記本是“特朗普競選團隊捏造的議題”，并在多個場合暗示關于亨特的丑聞是“俄羅斯的信息戰”。馬斯克在第一時間表示這個“虛假信息治理委員會”的設立“令人不安”。未來馬斯克和揚科維茨之間的斗爭無論誰輸誰贏，推特都會成為犧牲品。

結語

現如今社交平臺、搜索引擎和移動支付等互聯網服務已經成了很多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來說，它們的重要性不亞于公路、鐵路和郵政體系，說它們是新時代的基礎設施并不為過。如何更規范地管理這一類基礎設施是擺在各國面前的新問題。

國家重要戰略資源和基礎設施能不能完全放手交給私人管理，我們中國人在兩千多年就給出了答案。在漢朝著名的鹽鐵會議中，御史大夫桑弘羊系統地闡釋了政府把持重要產業的必要性，他認為將鹽業礦業收歸官營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還能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避免地方割據、杜絕相互兼并（“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因此“有益于國，無害于人”。

在社交平臺的治理上，美國采用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思想，遲遲不修改過時的230條款，實質放棄了監管，以討好科技資本持續野蠻擴張。美國社交平臺在審查內容上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同時又無需為平臺上發表的信息承擔社會責任，刪帖和封號等權力被平臺的管理者濫用，最終導致“眾邪群聚，私門成黨”，社交平臺成了民主黨的助選員、極端思想的傳聲筒和社會矛盾的放大器。

有漢和美國給出的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值得我們思考。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自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任由資本無序發展，甚至掌控國家政治和左右公眾輿論。但是考慮到互聯網行業產品迭代迅速、技術日新月異的特點，我們也需要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激勵競爭、促進創新、占得發展先機。將主要互聯網平臺全部收歸國有并非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我認為現階段我們首先還是要逐步完善針對互聯網平臺的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手段，對平臺運營者的權責進行更明確和具體的劃分。第二，政府也應當進一步加深與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溝通，甚至有必要考慮設立專門的部門進駐平臺，參與對平臺上內容的審核和管理，避免某些企業按照資本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濫用刪帖和封號的權力。最后，馬斯克提出的算法開源，增加平臺監管方式的透明度也是一項值得我們參考的舉措。

近幾年來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成長速度并不遜于美國，當美國在黨爭中不斷內耗，拉著互聯網企業陪葬的同時，中國應當吸取美國的教訓，整肅國內互聯網行業環境，并借此機會搶占發展先機，引領下一輪信息革命。

參考:

[1] Huhn, Wilson R. "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hoice." Hofstra L. Rev. 34 (2005): 1379.

[2]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technology/438000-facebook-and-google-seek-to-assure-congress-about-tamping-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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