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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五：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邊界遠未達到

在傳統觀念中，貨幣政策是總量調控型政策，其對結構性問題的解決能力有限，這也就是所謂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邊界。但從近年來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手法看，越來越注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和使用，試圖達到解決結構性問題的目的，實現“精準滴灌”。但這種做法的有效性一直在市場中存在爭議。

對此，孫國峰認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盡管確實存在邊界，但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遠未達到邊界，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尤其是在結構性政策方面大有可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可以同時實現既管總量又調結構。

“把結構調好了，也利于調節總量。事實證明，如果結構調節不好的話，總量也管不住，兩者是相關的。央行可以把流動性投放與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聯系起來，實現定向調控、精準調控。所以，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效果會進一步顯現，我對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又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充滿信心。”孫國峰稱。

要點六：不合規影子銀行業務收縮在預期之內 資管新規大方向會保持不變

去年社融存量規模增速持續下滑，一些觀點將此歸結為資管新規對影子銀行業務的“一棍子打死”，反思資管新規的聲音越來越多，也有不少觀點因為面對當前穩增長的壓力，監管部門會對資管新規有所放松。

針對市場的種種質疑和誤解，陶玲一一作出了回應。她表示，一方面，資管新規從來就沒有一棍子打死影子銀行，沒有禁止非標投資，而是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理財投資的實際情況，允許公募資管產品投資非標資產，但投資非標應當期限匹配，不得多層嵌套，符合金融監管部門對非標的監管要求。另一方面，資管新規出臺后，影子銀行業務有所收縮，原來號稱100萬億元的影子銀行規模（也有一種說法，去掉重復計算為60萬億元）在去年收縮了6%左右，收縮的主要是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等，這一方面說明資管新規產生了效果，主要是通道業務、嵌套業務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與宏觀經濟下行、實體經濟需求不振有關。截至目前，商業銀行的非標投資基本穩定在理財產品所投資總資產的15%左右，未出現斷崖式下跌，基本在預期之內。

陶玲稱，雖然資管新規并未對影子銀行一棍子打死，但市場還是會感到痛。銀行發完全符合新規的新產品有困難，滿足凈值化管理、期限匹配等要求對銀行來說短期內難度較大。針對非標回表所面臨的約束，下一步將會有三方面的解決措施。陶玲稱，一是幫助銀行補充資本，完善MPA考核，這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觀察和調整；二是央行正在制定標準化債權資產的認定規則，會在存量非標轉標等方面妥善處理；三是發改委正在根據資管新規的要求制定政府出資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將明確理財資金如何投資這類長期限資金。

“對于金融機構反映的困難和問題，我們也會堅持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政策準備，把握好風險的節奏和力度，但要堅定信心，保持政策力度，總體原則、大方向保持不變。”陶玲稱。

周學東補充稱，“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以來，我國金融風險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兩條：一是宏觀杠桿率過快增長的態勢得到了控制；二是影子銀行亂象得到初步治理。我們必須要清楚一點，資管新規的出臺正是因為各種不規范、不合規的影子銀行業務和產品已無序發展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必須下決心治理不合規的影子銀行。”

“當然，不合規的去掉，合規的要加快發出來。央行降準，也不是大水漫灌，關了后門，就要打開前門，甚至前門還要開得大一點。一減一加，總量是大體平衡的。”周學東稱。

要點七：實體經濟四大原因致社融增速下滑

央行此前公布的2018年社融數據顯示，2018年社融規模存量同比增長9.8%，達到歷史低位，全年社融增量同比少增3.14萬億元。

阮健弘表示，社融規模反映的是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所獲得的資金。社融增速的回落，主要有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兩方面原因。

實體經濟方面，一是政府城投公司的財務紀律加強，從金融體系融資的規模明顯減少；二是債務規模大、杠桿率高的國企確實在去杠桿；三是2018年實體經濟運行有個突出特點，就是投資增速明顯減緩，特別是基建增速比較低，如投資比較弱的行業，融資需求明顯下降，而投資比較強的行業，去年主要依靠自有資金進行投資，而不是大規模借助銀行資金投資；四是資金的周期問題，2018年的社融中債務到期規模較大，到期之后實體經濟沒有續作。

金融方面，社融下降主要是表外融資下降很明顯，尤其是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很多通道業務的資金來自于表內，表內資金對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的支持大幅減少后，會影響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的資金狀況，這是結構性去杠桿的結果。此外，金融體系風險偏好有所降低、金融機構受到資本金的約束也是原因。

“不過，即便如此，去年社融增速依然有9.8％，與同期6.6%的GDP實際增速加上我們測算的2.9%的GDP縮減指數相比，也高于后者，說明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是比較穩定的。”阮健弘稱。

要點八：宏觀杠桿率趨穩 金融亂象治理要“咬咬牙”

自2017年起我國開始治理金融亂象后，宏觀杠桿率快速增長的態勢開始得到遏制。阮健弘表示，根據監測結果顯示，我國2018年的宏觀杠桿率要比上一年稍低。

從結構看，企業部門在去杠桿，尤其是國企和城投公司在去杠桿，這也反映出經濟穩健運行的同時，債務更加規范；住戶部門杠桿率有所上升，房地產貸款增速比貸款的平均增速高，但住戶部門杠桿率上升幅度小于企業部門杠桿率的下降幅度；政府部門杠桿率則總體穩定。

周學東也表示，金融危機后，美國等部分國家通過危機后的市場出清和結構性調整，使得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經濟復蘇的質量相對較高，這也說明這些國家經濟確實需要經歷市場出清的過程。對中國金融體系來說，治理金融亂象也需要保持定力，要“咬咬牙”，度過這一關，否則從金融穩定的角度看，金融風險就難以得到徹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