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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禁訴令都有什么考量？

禁訴令制度起源于英國，之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紛紛建立各自的禁訴令制度。

廣義上的禁訴令主要包括三種限制性命令：禁訴令、反禁訴令、禁執令。華為與康文森一案的行為保全裁定屬于禁訴令中的禁執令類型，而小米與交互數字一案就屬于禁訴令。

近年來，中國知識產權訴訟頻繁遭遇他國法院簽發的禁訴令。例如，如華為與UP侵犯標準和非標準必要專利案、康文森與中興標準必要專利案、華為與三星標準必要專利案等案件。

在上述案件中，基于他國法院簽發禁訴令的威懾，當事人均撤回或部分撤回在中國的訴訟。

2月26日，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發文指出，禁訴令已成為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無可回避的問題。

“禁訴令制度的國際化趨勢深刻反映出大國之間對于國際糾紛管轄權和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態勢。禁訴令是防止和減少濫用平行訴訟，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重要工具，缺乏禁訴令制度，中國法院在國際司法競爭中將處于被動地位。”

那么，中國法院作出禁訴令有什么基本考量呢？

在華為禁訴令的申請中，最高法合議庭考量了五個因素：域外判決臨時執行對中國訴訟的影響；采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確屬必要；損益平衡；采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損害公共利益；國際禮讓原則。

首先是必要性判斷。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規定，是否頒發禁訴令應著重審查不采取行為保全措施，是否會使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或者造成案件裁決難以執行等損害。

不過，單純的經濟利益損失并非合議庭考察的重點，合議庭更關注非經濟利益的損失，本案表現為當事人訴權以及中國裁判可執行性所遭受的損失。

具體而言，如果康文森申請臨時執行德國一審禁令判決，華為將僅有兩種選擇：要么退出德國市場，要么接受遠高于中國本案判決認定的許可費率。上述選項雖然表面上體現為華為經濟利益的自我取舍，但是退出一國市場通常為企業不可承受之重，難以用金錢衡量和事后補救。華為極大可能僅余以遠高于本案確定的許可費率的方式被迫和解這一選項，并最終導致華為不得不放棄在中國的訴訟。無論本案如何認定中國費率，中國判決事實上將難以獲得執行。

相似情況也存在小米一案中。

在武漢中院發布禁訴令后，交互數字向印度德里高院申請針對小米的反禁訴令，并獲德里高院支持。

德里高院稱，交互數字在印度提起的訴訟最終是要停止侵權，而中國訴訟是確認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

但武漢中院認為，交互數字針對小米發動臨時禁令和永久禁令，必然影響小米及其關聯公司在印度海外市場的運行，極大的損害小米的利益，且其損害將難以修復，損害擴充將成現實。

因此，武漢中院采取行為保全措施確屬必要。

其次，禁訴令要考慮國際禮讓。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指出，禁訴令雖然是針對訴訟當事人簽發的，但是通過迫使當事人不得在他國訴訟或者放棄申請執行他國法院判決，不可避免會間接涉及外國法院的管轄權，影響他國的裁判效力，甚至還會影響正常的國際交往和國家關系。

因此，國際禮讓原則是作出禁訴令不能回避的考量因素。

德里高院就在小米一案中聲稱，武漢中院下達禁訴令違背國際禮讓原則。

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認為，對國際禮讓原則的考量應當維持在一個適度的范圍內。

總體而言，應當在維護國家司法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的同時，適度考慮對方國家利益。

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于2019年1月1日揭牌（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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