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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維奇。我想回到外匯市場問題。尤其是考慮到匯率每天都在變化，上百萬的俄羅斯人正在為此感到擔心。很多專家，其中也包括您，都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貨幣炒家們的投機。您能說出這些人嗎，他們是誰，俄羅斯人還是外國人？為什么還沒有對付他們？是他們如此強大還是我們如此的弱小？

如果允許的話，第二個問題也和這方面相關：央行和政府是不是準備鎖定或是控制盧布的匯率？

弗·普京：你說的這些恰恰就是我們的烏克蘭朋友做的事情，當然沒有帶來任何正面效果。或許您指的是強迫出售外匯？您是這個意思嗎，讓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我們主要產品的出口商，把他們手里大量的外匯都拋售？但是他們明天就會到了市場上再買回來，就像基輔發生的那樣。類似的事件也在其他國家發生過。

這樣做的話，下一步就是要限制外匯在國內市場的交易了，但是這樣做的話我們會超過政府應有的界限。所以央行不準備這樣干。據我所知，政府也是這樣的看法。我們不會對我們的出口商進行這樣限制，雖然很多國家這么干。

這當然不是說政府不能管國有企業，政府不能通過自己派駐在大型國企董事會的代表們進行工作。你們要明白，這些是我們自己的大型能源公司，他們首先都是被國家持股，所以我可以對他們施加影響。但是我不會有任何的行政命令。任何行政性的交易限制都不在計劃當中，我們不會這樣做。

說到炒家。這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外匯市場上的炒家。這些可能是外國人——外匯市場的參與者，不同的基金，他們在俄羅斯市場上常年存在并且積極的交易。

這些炒家也可能是我們的公司。總的來說，我在最初就說過了，這很符合任何企業的本性。他們每次碰到能賺錢的機會就出動了。

這不是偷，不是敲詐，而是在市場中工作，尋求對自己有利的局面，推動它。就像（本輪貶值）這一過程最初的時候，俄聯邦央行自己入市出售外匯儲備，希望借此支撐國家貨幣匯率，這就是所謂的干預介入。

但是央行停了下來。或許我們應該更早更加嚴格的這樣做，或許那樣就不需要把基準匯率調到17個百分點了。但是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這是一個口味或者說方式的問題，雖然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還是來說說，（炒家們）都是誰吧。

知道嗎，兩天前我和他們中的幾個人通過電話，聊聊友情，然后問：“你在等什么呢？”，說起來，我真沒有逼他們做什么——“我們需要還貸款”。我說：“明白了，如果好好翻翻家底，能入市（拋售外匯）嗎？”。他想了想，過了幾秒回答：“三十億美元還是有的”。30億美元放在衣服暗兜里面。明白在說些什么嗎？這可不是30戈比。這一個公司暗兜里面就塞了30億美元。那么說到30億美元，大家要知道，最后拿出來的可能不是30，而是3億。但是我不能強迫他們這樣做。任何情況下，哪怕是有國家持股的公司領導們，他們也應該觀察世界局勢，應該維持自己公司的穩定。為此政府需要和他們緊密的合作，在必要的時候，政府要和央行一起保持流動性，不僅僅保持外匯的流動性，還有盧布的流動性。

維·普利霍秋科：中午好，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維奇！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維克多利亞·普利霍秋科

我們國家許多地區，首先是莫斯科，正在削減醫院里面的床位，相應的，也在減少醫護人員。您怎么看待這個事情？會不會在其他地區也推廣這一實驗？人們很擔心，因為這種改革會導致他們無法獲得憲法規定的醫療救護。（這又是前面提到的“五月總統令”惹得事情，因為有一個指標是要提高醫護人員的工資，但是地方財政沒錢漲工資，想了一個高招——裁員，人少了同樣的財政支出工資就多了。月初彼得堡和莫斯科都為此發生過醫療人員的抗議示威——譯者）

弗·普京：您知道嗎，您涉及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當中一個關鍵性問題，我甚至會說是基礎性的問題。教育，公民的健康，毫無疑問應該長期停留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視線范圍內，這里包括你談到的莫斯科地區。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事實相當復雜，我們應該謹慎地對相關行業發生的情況作出反應。而所有的變化，無論是計劃中的和正在進行的，當然是應該和醫藥界的代表們協商進行。如果莫斯科政府在某個環節內錯過了這一工作，那么他們就錯了。這毫無疑問應該被糾正

但是，在解決發展衛生和教育問題的時候，我們首先要依靠誰？依靠人民，那些使用醫療和教育服務的人們。上百萬的人在等待醫療行業的改善。這就是要首先依靠的對象——依靠用戶，依靠公民們。而公民們在說什么？他們對醫療不滿意，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努力。我們應該對形勢進行分析，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情況，和為了改善情況需要做些什么。

我現在不準備對莫斯科當局的做法下評價。他們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進行活動。我們一直在說，我們的醫療體系成本不菲，但是不是很有效率。我們的許多病床都不是用來給病人治病，而是為了給一些人療養，尤其是秋冬季。這可能也不錯，但是畢竟病床不是為了這些任務而設立的。

我們需要增加高科技醫療輔助技術，就像那些優秀醫院的做法。我們這里也應該這樣做。讓病人在醫院病床上住4-5天，接受密集的治療用藥，然后改為離院治療。我們這里要住院多少天？我怕說錯了，不敢亂說具體數字，但是平均肯定超過4-5天。超過幾倍。除此之外，莫斯科市政府認為——我沒有復查過，但是他們這樣認為——莫斯科的病床位超出實際需要的30%。當然要對這種情況做點應對。

為什么？因為如果繼續保持現在的局面，需要為額外的床位付租金，支付電費，支付供熱等等。這不是有效的支出，這些投資沒有用作給人們治療，而是被無效率的使用了。最好是把這些錢集中起來，用于提高服務質量，用作對醫院和診所的現代化改造，用來培養醫護人員。

我現在談的是我對醫療改革的整體看法，而不是單獨針對莫斯科市政府。但是莫斯科市政府近期做的事情，我覺得總的來說是對的。首先他們是從與醫療界的對話開始改革行動的。第二他們對被解職的醫生做出了補償：醫生——專家級的除了休假津貼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還會領到50萬盧布，而中級醫護人員有30萬，低級醫護人員20萬。

除此之外，莫斯科也為醫生提供了更改職業的培訓計劃。他們可以用市財政的經費在2，3個月到2年內接受更改職業培訓。當然了，市政府應該也要考慮，他們將來以什么身份、在哪里繼續工作。但是這些事情不能脫離醫療界來做決定。我非常希望莫斯科市政府會在這個方向繼續行動。請務必小心，小心再小心，為的是避免破壞。最主要的是，他們要記住，這不僅僅是醫生的主要原則，也是所有醫療改革的主要原則——不能越改革越糟糕。

娜·卡里莫娃：中午好，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維奇！娜塔莉亞·卡里莫娃。報紙.ru的記者

克里米亞公投后，您在對聯邦上議會的演講中，使用了“第五縱隊”和“民族叛徒”這樣的字眼。您好像是沒有具體指什么人，但是您的手輕輕一動“第五縱隊”這個概念又重新在政治定性當中被積極使用。從那時起，所有支持您的人們，會把反對政府的人們統統稱為第五縱隊。那么當初您這樣講的時候，究竟指哪些人是第五縱隊和民族叛徒呢？對您來說，哪里是反對黨和第五縱隊的分界線？最終，您是否感到自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你把這個概念再次引回來，這會在社會當中造成仇視和分裂。謝謝。

弗·普京：我不對此感到有什么責任。我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團結，而不是分裂。如果您認為，確實產生了這種情況——而我是相信您的，可能是實際上就是這樣，您可能對此更加敏感——）那么我確實應該在自己的公開發言中更加小心，我會考慮這些事情的。但是我不可能無限的使用甜蜜語言。有時確實需要把事實準確指出來。

你提的問題很扎手。我也開誠布公的說，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里的界限非常細微模糊。可能很難有科學的定性，來區別反對黨和第五縱隊。

今年是我們的文化年——2014年，我們慶祝了米哈伊爾·尤里維奇·勒而蒙托夫的生日，我們那位天才的詩人（1814-1841，俄羅斯詩人，畫家—譯者）。我們都還記得他的詩詞，為紀念波羅金娜戰役（1812年9月7日，莫斯科近郊俄軍和法軍的大戰，法方稱為莫斯科河戰役，據傳此役雙方共戰死兩萬余人，包括俄方40多位將軍——譯者）《英勇的戰死在莫斯科城下吧，就像我們已經戰死的兄弟們那樣！》但是他也寫過其他的詩篇：《再見吧，骯臟的俄羅斯，奴隸的國度，奴隸主的國度，您們，藍軍裝的軍人，還有你，他們那忠誠的人民》。

他是反對黨嗎？當然了，他就是個反對黨。就像您和在座的很多位都知道的那樣，當他寫作《殺害詩人》一詩紀念普希金被謀殺的時候，他的一個親戚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在寫的內容，曾經請求他把詩文的內容改為不那么尖銳。

他是如此的憤怒，這讓他更加極端，尖銳乃至在詩文的結尾處寫下了：【你們哪怕用上你們全部的黑血也不能抹去詩人流出高貴的血液】。他，對當時政權來說是一個反對派。但是我認為他是一個愛國者。反對派和愛國者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因為他曾是軍官，非常勇敢的軍官，為了國家的利益不惜冒著槍林彈雨。

說起來，尼基塔·謝爾蓋維奇·米哈伊科夫最近一部電影也是講述類似的軍官。當時他們把事情推動到無可討論，推到了革命的地步，最終革命者們也把他們吞沒了。我不知道，如果他們能夠重新回到最初的起點，他們還會像開始那樣破壞俄羅斯的國體嗎？

說起來反對派和第五縱隊的分野，是一個內在的區別，從外部很難看到。怎么區分他們？反對派，哪怕是非常激進的，他在最終關頭會為自己國家的利益作斗爭。而第五縱隊——這些人則把其他國家的利益置于本國利益至上，他們被別人當做工具，來完成不利于我們的政治目的。